在我面前，放着一本破旧的长篇小说《马兰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作者为亢彩屏。淡绿的皮子，苍黄的纸页。这是整整20年前，当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花一元钱在位于校园偏僻一角的旧书店里买下的。
　　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记载下来的真实故事。主人公是一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择膏壤恋荒砾，酷风烈日傲霜寒”，扎根于塞北之地的天涯芳草。作者这样满怀热情又带着一丝辛酸地歌颂着他们：“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和自小习惯的生活环境，离别了自己的亲人，大都在不满二十五岁的‘小青年’时代，就来到这亘古荒原上扎根、抽叶，开花；承受着创业的艰难而忠心耿耿地执行党的一切指示；奋不顾身地日夜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多数都很瘦弱，患着贫血症，可从没有人垂头丧气，没有人叫苦。他们的口头禅是：我们不能只享受革命的成果，也要承受革命的艰辛！六十年代初的青年们啊，多么富于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的一代人！多么好带的一个战斗队伍！”
　　这本诗意的，内容饱满丰富的书，我在初中时就读过多遍了。后来在人大校园与它重逢并最终将其收入囊中，冥冥中自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因为亢彩屏也是人大校友。她的同窗苏叔阳在序言里这样写道：“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沉默少言，冷漠内向，对她轻蔑的人与事，只报以嘴角的一撇。然而，她的聪颖与博览群书我是知道的。她学习刻苦，成绩优良。总之，学生时代的她，似乎是一位矜持与洁身自好的姑娘。我们的大学生活处在那样一个时代。国家与人民都如朝日方升充满着蓬勃的活力。在我们的心头闪耀着光辉的理想；青年的心虽然不能说纯净如透明的水晶，至少也像碧蓝的天空。在我们面前有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我们纯洁到了天真的程度。然而，一场被人为扩大化了的政治运动，狠狠地矫正了我们的幼稚。她有近乎孤傲的脾性，这弱点却使她保持了政治上与人格上的正直和清白……在生活上，她没有向任何一个以鞭打别人为业、自以为十分革命的假左真右者低头……不久，我收到了她寄来的厚厚的一叠手稿，这就是《马兰草》，在医院的病历表格纸的反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这是她在左手做着每天一次静滴的情况下，忍受着难言的病痛佝偻着身子在病床上用一年多时间写成的。当我看到这草稿的前面有一段‘作者遗言’时，我的眼泪再也不能控制了……虽历经劫难，仍然在他们心里保存了光明灿烂的一角。这一角始终燃烧着希望之火，不管有多大的风雨，怎样的气浪冲击，它都倔强地燃烧着，燃烧着，照亮着人生的道路。”
　　一个出生在北方的满族女子，有着“中等稍矮的身材，鼻子不高，是典型的蒙古人种型，嘴很小，唇角微凹，看上去似总在微笑”，工作在边塞，单身宿舍一墙之隔的三个男同事却都是被打入冷宫的江南书生。他们砥砺搜集宁夏地方志，做卡片，脑子里想的还是做学问。那个年代，曾有无数这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庄严宣誓，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出身不好的无锡美女，华东师大毕业的研究生姑娘，跑遍清真寺做历史研究的山东汉子……很少有人为这片不是佳卉，却葳蕤自繁的马兰草立传。
　　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亢彩屏身心俱毁。而她最终的救赎与归宿，是那位来自秀丽绝伦越东山水之地的温润男子，是江南的一道深巷，一方山塘。
　　她的爱人汤宜庄这样说：“人生获一知己，尚死而无怨；凭我的劳动，不管担子多重，也要挑到最后的一息；不管她寿命有多长，哪怕只做一天夫妻，我这颗火热的心也要献给自己一生中唯一的妻子。”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爱情。知识分子的爱情，马兰草们的爱情。
　　《马兰草》是倒叙的，一开卷就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苏州，而那个经年累月躺在床上，邻人口中的“柳家阿嫂”，就是现实生活中当时不过四十岁，已与红斑狼疮苦苦搏斗十余载的亢彩屏。小说里有这样一个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柳家阿哥的火车要十二点四十分到站。邻居朱妈妈在大方桌上摆好碗、盏、杯、盘，把烧好的饭、菜用竹罩子盖上，向床上喊道：“阿嫂，我回屋里烧自家的饭，到辰光会来的。侬不要心急，定定心，困一觉。”这真是典型的江南语言，江南人生，而床上的人也在出神地看墙根腊梅旁那棵象征着苦难与坚贞的苦楝树。
　　苏叔阳笔下在“菲薄的物质条件、坎坷的生活境遇和贫乏的精神状态之中”挣扎的残病的亢彩屏，是不幸而又幸运的。江南接纳了她。她的丈夫汤宜庄，她的第二故乡，以及无数好心人，以特有的耐心、细心、爱心抚慰了这个不幸女子破碎的心，让它重新跳动起来，让“马兰草”长了出来。
　　当亢彩屏在病床上写作《马兰草》之际，我不过是个幼童；在80年代中后期，我几番阅读《马兰草》，不忍释卷时，亢彩屏已加入中国作协，仍静静生活在苏州；而90年代中期我在人大校园买到这本旧书时，曾悲观地以为：作者安在？因为从小说里看出，她的病在60年代即已十分凶险，70年代末苏叔阳读到“作者遗言”时，会泪流满面……
　　2002年夏，在一种希冀又茫然的情绪促使下，我贸然地给亢彩屏写了一封信，由苏州作协转交。信里传达了我与《马兰草》之间这份冥冥的深婉情缘……令我惊喜万分的是，几个月后的金秋时节，我收到了亢彩屏的亲笔回信！原来她还在人世，虽无子女，却有老伴一路真情相守；作为苏州女作家群的一员，她正在创作长篇小说《雁来红》；她对我讲到苏州的美，以及她与苏叔阳的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样一句不经意的话：几次病危的她，如今甩开拐杖还能在小巷里走上十几米……
　　我们的交流还是渐渐中断了。不善交际的我，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在网上关注这位枕河而居的老人的消息。记得曾辗转觅到她发表在《黄河》上的电子稿，看到她追悼两位宁夏大学的老同事，这两个人都能在《马兰草》中找到影子。似乎其中一位还是当年“以鞭打别人为业、自以为十分革命”的领导。看来度尽劫波的亢彩屏，早已泯然恩仇了。
　　今年，我偶然在百度里输入她的名字，惊喜地发现她依然坚强地活着。大难不死的她活过了许多人：整她的人，她爱的人。与亢彩屏在苦难中相守几十载的汤宜庄先生也不幸先她而去。之前，他们已把珍藏多年的书籍和笔记捐赠给宁夏大学。或许其中就有《马兰草》里提到过的，柳家阿哥以秀丽的蝇头小楷做的那一箱宁夏地方志卡片。今天可有专心阅读这些心血的学人存在？爱人的逝去使得亢彩屏把一切都看透了，但她的一颗心仍然是热的，还是马兰草的风致。她立下协议，去世后将房产捐献给丈夫工作过的苏州大学，为支援贫困学子发最后一点光。我想这也是她对苏州这个第二故乡最终的深情奉献。
　　当我在网上看到年轻的苏州大学女生为白发苍苍、重病缠身的亢彩屏送上鲜花的照片时，眼泪涌上了我的眼眶。这个长年生活在江南的北方女子，她是半戈壁、半草原的沙滩上，蓝、白、紫色相间的马兰，也永远是苏州小巷深处一棵坚强的苦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