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极具现场感的真实手记，这是一段探寻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崎岖征程，这是一部翔实记录云贵川三省边远贫穷地区教育现状的呕心力作。
　　乡村教师，这个被冷落、被忽视的群体，全凭一份责任与仁爱之心，数十年如一日地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坚守在简陋的教室里。他们作为教师播撒知识的甘露，让广大农村孩子懂得了写字、学会了数学，有了走出大山的可能。他们作为“家长”哺育爱的营养，有的一边务农一边教书，有的每天走泥泞的山路送小同学回家，有的用少得可怜的工资补贴学生，还有的倾家荡产创立民办学校，只为当地孩子可以安全地上下学……
　　他们其中大多数都是不受制度保障的民办教师，或称代课教师，被人们称之为“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是我国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近些年来，这一群体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书通过深入挖掘民办教师的来龙去脉，将其历史沿革、现状、精神世界、政策流变及未来愿景一一梳理清晰，既客观平和，又充满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它让我们看到，中国的乡村教师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向其致敬并且礼赞的群体，在中国义务教育发展之路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贵州，在铜仁地区，德江县煎茶镇新场村都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有一天，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突然来了好多人，这么多人的到来让偏僻闭塞的山村一下子喧嚣，不不，是悲痛起来，那一刻，整个山村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悲痛，因为一个教书21年的代课教师积劳成疾去世了。
　　这一天是2010年4月18日，因病去世的代课教师叫周明道。
　　几天后，举行了追悼会。周老师教过的学生，近在本地的来了，远在贵阳等地的也来了。还有青岛海洋大学支教团的代表、煎茶镇教办的领导……
　　追悼会上，六年级学生杨丽在泣不成声地念着写给周老师的悼词。
　　杨丽在悼词中说，每当听见周老师用木棒敲击铧犁——煎茶镇新场村望海小学(先前的桂花小学)上下课的铃声是木棒敲打铧犁的声音——我总会想到吆着牛在地里犁地的爸爸。周老师先前也是农民，当过农民的周老师教书教得这么好，为什么就没有转正呢？
　　这话让在场的所有人揪心！
　　杨丽，周明道教得最长的一个学生，从学前班一直教到六年级。
　　杨丽跟我讲，周老师给他们上语文、数学、音乐、体育，还上毛笔字课。讲着讲着，就流泪。
　　课堂上，周老师手拿课本，借助教室房顶“天窗”透下来的光——这儿停电是常有的事——给学生们上课。教室里的长条板凳是周老师同附近的村民想方设法弄来的，高一些的用来当桌子，矮的就做了椅子。
　　下雨天，破旧的房顶透着风也漏着雨，从房顶漏下来的雨水将师生们浇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
　　起风时，山风呼啸着，扑打在教室墙壁上，将糊在手指头宽窄的墙壁缝的旧课本纸刮得噗噗作响……
　　终于走进了教室。
　　坐在这样的教室，不用听课，心灵就被一种东西给震慑住了。
　　其实，在没走进教室前，我就被震慑住了。教室旁边那块长满了荒草的杂草地，草地边上是用石头垒起的乒乓球台桌……台桌边的水泥墙壁上嵌着用瓷砖拼凑的世界地图——学校惟一奢侈铺排的东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把偌大的“世界”同中国最贫困的山地省的区区一村小联系在一起。“世界”与“村小”，如此大的反差场景同时在一地出现，恐怕只有在神奇的魔幻世界中才会有！
　　刚刚下了一场雨，雨水混淆了“世界”的“大洲”和“大洋”的边界，但世界地图旁边“放眼世界”几个鲜红的大字却像一束电焊弧光强烈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待情绪稍为平静后，我继续跟身旁的杨丽打听周老师上课的事。
　　“周老师平时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我说。
　　杨丽歪着头看我：“就是专心地仔细地教我们呀。”
　　“早上从几点钟开始上课呀？”
　　“七点半。”
　　“下午呢，下午从几点到几点？”
　　“从两点到四点半。”
　　“一整天的课都是周老师一个人上吗？”
　　“是。”她说。
　　“我们班男生杨旭林，他家妈因难产而死，他家爸在他两岁时生病去世，杨旭林从小与他家姐和年迈的爷爷一起过日子。他家姐15岁辍学后，就一直在广东打工。2011年冬月，杨旭林家爷爷去世。如今，他家就只剩下12岁的杨旭林了。”
　　杨丽在领我去周老师家的路上，跟我讲起班上同学杨旭林与青岛支教团的哥哥姐姐的故事——
　　“2011年寒假的一天，青岛海洋支教团的几个老师，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去杨旭林家看他。他们见到杨旭林时都不敢相信他是六年级的学生，那么小点点个、干瘦干瘦的。老师们问杨旭林的生活情况，他就哭了。你问我他为什么要哭，这我就不晓得了，好像是他家爷爷生病后，家里的活就是杨旭林一个人在干了，又要洗衣服，又要做饭。我听说有老师要帮他找一个条件好一些的家庭，但杨旭林不干，说是他家再穷也要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
　　“要是你呢，你会怎样？”我试探着问杨丽。
　　“我觉得杨旭林好有骨气。”身旁的杨丽抬头看我一眼，“要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支教团老师离开那天，我们班上的几个男生一大早便上山抓蛇去了。你问抓蛇搞哪样？招待支教团的老师呀。我们这儿穷，拿不出哪样东西招待客人，上山抓蛇是最好的招待。
　　“上山抓蛇？就不怕被蛇咬伤吗？”
　　“没得事，多数情况下不会被蛇咬，顶多被杂草划伤手臂。”
　　“那——抓到蛇了吗？”
　　“抓到了一条。”杨丽说，“几个男生拎着打死的蛇从山上下来站在支教团老师面前时，老师们都吓坏了。”
　　听着杨丽讲班上男生上山抓蛇招待青岛海洋支教团的小老师，我的耳边响起一首在网上流传的《乡下孩子》的歌曲：
　　曾是妈妈怀里唱歌的黄鹂／曾是爸爸背上盛开的野菊……／挖一篮野菜，撑圆了小猪的肚皮／逮一串小鱼，乐坏了馋嘴的猫咪／哦，乡下孩子／生在阳光下／长在旷野里
　　与那些在田野中挖野菜、下河沟逮小鱼的乡下孩子们比，贵州山区这些上山抓蛇的孩子更为野性，也更为淳朴可爱。
　　“这是他的本子，还有这个。”在周明道家里，周老师的妻子找出两个旧笔记本给我看。一本是生物课笔记，讲的是生物细胞；另一本是物理备课本，上头记着光的基础知识。往后看，本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粉笔：耕耘中磨灭自己纯洁的身躯，理想的种子播进了青年的田埂(应为“心田”)——“田埂”一词叫人联想起那块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
　　另外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一些药方，有治支气管炎的，有治哮喘、咳嗽用的。无论是备课笔记，还是记药方的小本子，都记得非常认真，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像学习认真、成绩好的学生的作业本。
　　备课本，记载药方的笔记，这些遗物叫人再次想起那则比喻：蜡烛，不，还有火把。周明道既是一支照亮了乡村孩子的蜡烛，又是一束温暖了患病村民们的火把。他照亮和温暖了他人，却没有给孩子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最后烧掉了自己。
　　面前的备课本和记载着药方的笔记，在我眼前幻化成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将悬置不用之物挂上草房横梁代替上课铃是一种创造，还是别有一番深意？巧用铧犁的人的苦心局外人很难得知。但有一点似可推测：代课的周明道用挂在横梁上的铧犁向世人表明了自己农民的身份。
　　周明道妻子说，当代课老师前，她家老汉是村子里犁耙耖田的好手。春夏季节，地里的活最多的就是犁田。他早上扛着犁头出门，晚上披着星星回家，来去都打光脚板，一路踩得石板咚咚响。歇工后，顾不得洗脚，先扯一把禾秆或茅草洗犁头，再洗脚。田里、土里，大老远就能听见他短促有力的“嘿嘿”的赶牛声……自从当了代课老师，这犁头没用了，就捡起来了，搁在灶房的一个角落。有一天，他突然又把犁头找出来，说是另有用处，哪晓得，是用来敲响课堂上的铃声了。
　　在这儿，锈迹斑斑的铧犁既代表着他的过去，也向所有人，主要是那些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人默认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宿命身份。
　　“去世前，他去德江检查，照了胸片，没得到印证，分析不出是得了哪样病。在医院输了1000多块钱的液，还是没治好。后来知道了，是心脏病发作死的。3月25日那天哈，很晚了，12点过了，我还在洗衣服。多年来，我一直要洗那么多衣服。”周明道的妻子，跟我讲述着丈夫去世前几天的事。洗完睡下没多久，他就醒了。他说他身上骨头软得很，他要休息一下。她说再睡一会儿嘛，天还没亮呢。他就又去睡。睡到等她天亮起床，一听没有动静，她慌了，赶忙喊他开开灯哈。开灯后，看他就不对头了。她说你怎么了？连一点都不动弹。她就这个喊，一喊姑娘就惊动了。姑娘说，妈，爸爸怎么了？她说快点呀，你爸怕是不行了，你快点起来噻！姑娘睡在楼上，一个翻身爬起，梭下楼(当地方言)来，跟她一起，扶起她爸，往德江镇医院送。
　　哪里就好得了哦，他这个人，你拿他都没得办法，人在医院里头，心头还想着他的学生。在德江输液时，输到还有一小点，像这点哈(她用大拇指掐着第一节食指)，就一小点，他都等不大起。
　　“马上要7点钟了哈。”他说，“3点钟就开始输，输到现在，真急死个人！”
　　她说就这丁点了，你命都不要哈？你这丁点输完再去噻。迟点就迟点嘛，要不，就回家放假这一天哈。
　　他听了这话，拿眼睛凶她：“你当你是哪个，你说放假就放假哈？”
　　她拗他不过，只好顺了他。他就这样，一边输液，一边坚持给学生娃儿上课，上了一个月，是得心脏病死的。讲到这里，她声音哽咽，好半天了，再没说话。
　　“死的时候，他全身浮肿，好造孽哟。”过了好久，她又说。
　　周明道去世后，望海小学60多名大大小小的学生，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围在周老师的遗体前痛哭不止。
　　遗体的入殓，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延。
　　两个汉子抬起遗体，慢慢走向停放着的棺木。
　　马上就要入殓了，先前淅淅沥沥的雨水，突然下得猛了，像是在为入殓者哭泣！受此感染，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放大了哭声。悲痛的哭声掺和着生猛的雨声，哗哗啦啦的，像是要把整个天地给洗涤一遍！
　　遗体装进棺材，雨水开始变得小些了，悼念者们却没有因此停止哭泣。默默持续着的泪水，长时间地在人们的脸上流淌，与房檐上滴答滴答的雨水交融在一起，汇入周边的大小河沟，流进望海小学孩子们的心田……
　　巨大的悲恸中，孩子们心目中的“大海”——尊敬的周明道老师——越来越远了……
　　时候到了，几个壮汉矮下身子，发一声喊，合力将棺材抬离地面，就在这一刻，奇迹发生了！围着棺材的学生，好几个冲上前去，死死攥着拴棺材的绳子不许抬上山。抬棺材的壮汉们稍微迟疑一会儿，然后咬牙，使劲，硬抬着往前走。随着棺材的前移，攥着绳子的手慢慢松开了，可有一双手，任凭你怎么抬就是不松，非但不松，还比先前攥得更紧——六年级学生杨丽不仅两只手吊着绳子，还把整个身子也压了上去，两只脚板呢，死死蹭着地面，蹭了好长一截路！
　　周明道终于下葬了。
　　村里人遵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了村口的山坡上。
　　站在村口山坡上，望得见那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小路。周老师生前多次对人说过，他要让一茬又一茬的学生沿着这条山路走出大山……
　　“好人啊，在眼下这个世道难得找的好人哟。”熟悉周明道、两家隔得又近、中间还有些亲戚关系的村小老师张太芬谈起他，一个劲地唏嘘感慨。一人教四个年级五个班，一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加学前班，一共六十几个学生。那个学校——开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学校，说实在的，有了周老师，才在一个学生家的堂屋里教书，才慢慢成了一个学校。
　　望海小学的校名，是青岛海洋大学支教团学生给取的。他们一心要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希望他们走出大山、看到大海，于是将桂花小学改名叫望海小学。但它至今不能叫学校，别说操场了，连一间稍微像样点的教室也没有，只有勉强安放得下桌椅板凳的简陋破败的屋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周老师教的学生有很多后来考取了大学。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校，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还奉献给了桂花村的村民，他为好多村民治过病。可他呢，每个月的工资却只有一点点。你比如说吧，在没有实行“两免一补”(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没有实行教育公用经费下拨前，他教一个学生，一个学期还可以收几十块钱，还有四五斤大米。但是自从那个教育经费下拨后，学校不准收钱了，这个公用经费拨下来又不准用于教师福利，不准用于教师工资。据村民讲，周老师的工资，有一个学期，什么都除尽后，拿到手头的只有500块钱，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平常呢，一个月就200多元。钱虽然很少，可周老师从来没有因为待遇差离开过学校，离开过他的学生。噢对了，有过一次，很短，十多天吧，离开十多天，马上又回来了。
　　2009年暑假，周老师的两个孩子，一个在煎茶中学读初中，一个读高中，花费比较大，周老师的工资又太少，实在难以承担家庭的日常开支。这时，德江县城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跑来邀请周老师(因为周明道在当地上课很出名)去德江那所学校讲课。待遇嘛，比在望海小学好得多。考虑到家庭经济确实难过，考虑到妻子的艰辛，也考虑到自己转正无望，周老师就去那里上课了。人虽然去了那里，可他的心还在望海小学几十名娃儿身上。他在那边教了十多天，可心头却一直记挂着这边。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一次，班上那个衣着光鲜、家里头有钱的学生，在上课时大声讲话。周老师几次叫他不要讲。但周老师一转背，那孩子又讲了起来。这回像是说了一句搞笑的话，课堂上一片起哄。
　　他生气了，叫那孩子站起来。
　　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学生斜着肩膀，挑衅性地看他。
　　他直视着面前这双稚气却明显掺杂着些许污秽的眼睛，心头明显痛了一下。他压抑住火气，让对方再说一遍。
　　“说就说！”那学生歪咧着嘴，“可乐。你喝过可乐吗？”
　　“你说什么？”他说。
　　“没听说吧，那肯定没喝过了。”那孩子更加得意，“连可口可乐都没喝过的人，还教我们？”
　　他气坏了。他跟邀请他的学校负责人说，他水平低教不了这样的孩子。
　　负责人找来那个学生，狠狠凶了一顿。
　　隔日，他发觉那孩子用一种仇视的眼光看他。与这样的目光对视，他的心头突然生出一种既担忧又愧得慌的感觉：为孩子父母的娇惯担忧，为自己没有教好这样的学生惭愧。
　　他决意要回到他的乡村学校去了。他找校方负责人表明了态度，对方只好答应，答应后又说，你什么时候想转来，我这儿随时都欢迎你。
　　他收拾好东西，立马往回赶。
　　快要走到望海小学时，他跑起来了，心跳也剧烈起来：有十多天了，他没有见到这些闭上眼睛也能辨认得出来的孩子了呀！
　　快要进村子时，远远地，他停了下来，他看见，全校的学生、孩子们的家长，齐扑扑地站在村口欢迎他的归来！他流泪了。他咬着嘴唇对自己发狠：再也不走了，不管什么样的学校来聘，不管人家给他多高的待遇，都不走，一辈子不离开这所学校！
　　随着周老师的归来，停歇了十来天的上课铃声——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重新敲响，村民的堂屋里重新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
　　周老师手握书本，走向孩子们，声音依旧，风采依旧，精气神呢，似乎就不如从前了。
　　渐渐地，家人们发现，上完课回到家的周明道，精神较过去似乎容易疲惫了，原先备课要到很晚的他，现在时常提前一个多小时就上了床……
　　与周老师日渐式微的精气神类似，那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声，听上去竟有些像彳亍在山区机耕道上老牛拉的破车的吱嘎声……
　　去年，在周明道家门口，两个乡村老师碰上了。张太芬跟周明道聊了好一阵。她说周老师啊，你教书这么多年，你心里是什么想法？他说开始教书那几年，真的想挣钱，确实有很多时候都想走出去。后来由于教的时间多了，和学生有感情了，而且看到学生们考取了大学回来，对他的慰问啊，对他的鼓励啊，让他就觉得这些比钱重要多了。她说我很佩服你呀，但你还是去想办法把那个正转了吧，转了正像你这么长工龄的人应该有一两千元的工资了，就可以够家里用了，因为两个孩子要读书呀。他摇摇头说，转正就是一个名分嘛，没弄到就算了噻。讲到这儿，张太芬叹了一口气，用手背在眼睛上揩了一把。代课21年没得到转正，他的孩子又没有成年，所以在煎茶中学的时候，碰到他的两个孩子的班主任，张老师就跟他们讲，凡是上面有什么资助，都尽可能考虑一下周老师。
　　周老师在世时，张老师去他家，他的妻子一说起这些事就眼泪汪汪，边说边抓住她的手：“太芬啊，你们要替我们想想办法啊。”那意思是要她给上头反映，给他们家找一点补助什么的。十多年来，周老师的家都是欠起账(当地方言)的。他家属有病，两个孩子要读书。现在他去世了，他的家庭经济就更恼火了。周老师代了21年课，没有给孩子、没有给妻子留下什么，什么生活保障都没有。他就这样走了后，我们家乡的一些村民、学生，大家都为他的走泪流满面。
　　他就这样走了，才44岁呀。44岁的人生是太短暂了！
　　1989年，高中毕业的周明道高考成绩不理想，就在他准备去学校报名复读的前一天，在桂花小学教书的老师来到他家，问他愿不愿意到学校教书。老师先向他如实讲了桂花小学的情况，怕他不同意，就特别补充了一句：贵州山区的村小状况都差不多。之后强调，乡村要是没有老师，孩子们就会像多数父辈一样，当一辈子的睁眼瞎呀！就是这句“当睁眼瞎”的话深深触动了周明道：都什么年代了，还能让咱山区的孩子当睁眼瞎吗？！
　　周明道答应了，这一答应就是21年。
　　这一答应就一直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得知周明道应承去桂花小学代课是为了能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不再像他们多数父辈一样当睁眼瞎”时，我的心头突然涌起一阵波涛般的痛楚！随着这“波涛”的翻滚，赫然跳出当年毛泽东那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话语。在这儿，我们不妨更换一个角度来看“教育”，即让农民接受学校教育。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帮助共产党打下江山的亿万农民的后代，至今仍然谈不上能接受多少教育。当社会行进到今天，年轻的农民为了谋生，外出打工，用他们辛勤的劳作延续着对国家的奉献。在接收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奉献的同时，忽略他们存在的自身价值倒也罢了，千不该万不该忽略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呀！
　　在贵州山区代课21年的周明道走了，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一度沉寂。望海小学孩子们的学业随着沉寂的铧犁声也一度停歇。
　　村民们说，学校停课这段日子，有学生、也有学生家长去到村口的小路，站在那儿朝外瞭望从山路那边走来教孩子们的新老师。
　　终于有一天，新老师沿着村口的小路，走进了一度沉寂的望海小学……
　　当新来的老师接过周明道生前用过的木棒，重新敲响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铧犁时，有村民说，是埋在村口山坡上的周老师显灵了，给孩子们重新请来了新老师！
　　重新响起的铧犁声听上去沉闷而忧伤。沉闷忧伤的铧犁声从草房横梁上朝外扩散，越飘越远，飘出村小，散落在乡间田野，回荡在整个煎茶镇……
　　铧犁声中，悠悠颤动着一个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灵魂的背影。
　　铧犁叫人再次想起吆牛耕田的农民。
　　如果这犁没有挂上草房横梁，还在行使犁本来的作用，犁的主人是不是会活得好一些？可惜生活不是几何学，没有假设；人生也不是逻辑学，不能推测。农民周明道当了乡村代课老师，疏远了犁铧，亲近了教学，教了那么多学生，送了那么多孩子走出大山，为此他和他的一家人过得很苦很累，并且提前预支了自己……
　　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这是周明道的身份，也是人们对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形容。
　　较之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继任”的代课教师的生存现状同样令人担忧。
　　周明道去世前两个月，2010年春节，与贵州相邻的云南宜良县竹山乡麦地山村小学代课教师计家伟正在经历着一生中最无奈的时刻。
　　年前，宜良县竹山乡中心学校召开了一个会议，计家伟与乡里23名代课教师被召集到了一起。会上，副乡长柴艳辉拿出一张乡里和宜良县签订的责任书，并以此说明“清退”是必须的。之后，计家伟就一直在忐忑中给学生上课。2010年元旦刚过，计家伟打电话询问相关部门，得到的回复是：“你们安心教书，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留下你们。”
　　不久后，竹山乡安排计家伟们成为学校的后勤人员，继续教书。23名代课教师面临着清退不辞退、转岗不转正、整理不处理的尴尬状况。
　　经过一番挣扎，计家伟仍然选择了留下来教书，待遇仍然是每个月400元，只是这一次，连“代课教师”这个能挨上“教师”称号的安慰性称谓都被剥夺掉了，仅仅是一名后勤“临时工”。“我经常跟朋友说自己是拿着‘年薪’的代课教师。”计家伟苦笑着说。从1993年进入这一行，每月82.5元到如今的400元工资，计家伟的贫困在村里是数得上号的，而每年年底才一次性发放全年工资的情况，更是让计家的生活捉襟见肘。17年的教书生涯，计家伟欠了5000多元的债务。
　　还有比计家伟负债更高的代课教师。
　　2009年初，63岁的甘肃会宁县代课教师王清源人生最后一场赌局正在走向破灭——小儿子王卓大学毕业半年仍濒临失业，银行不断打来催款电话，并不留情面地将后者列入信用黑名单。这就意味着，代课教师王清源用漫长的时光和6万多元债务，仅仅换来“出了三个大学生”的虚名和节节攀升的赤字。“啥时才是个头啊？”1月12日，一场大雪过后，如枯木般圪蹴在已成危房家中的王清源，对自己无常的命运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王清源是目前中国为数众多“因教返贫”的西部家庭中的一员。他所在的甘肃省的一项农业部门的抽样调查表明：该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
　　可见，在中国西部(准西部)最贫穷的地区，像计家伟、王清源一样代课一辈子没有积攒下一分钱反欠下高达四五位数债务的例子不是个案，而贵州的周明道因积劳成疾身患重病(家庭经济贫困导致营养不良应是主要原因)去世也不是首例。套用一句流行歌词便是：“代课”两个字好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