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杜丽的散文是她本人智慧的彰显，她用自己的散文与自己的心灵对话，阐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她在散文中显现的智慧有其文学实用性的一面，但其中更多的应该是作为文本的内敛性、道德性的外在表露，它超脱、聪明、甚至有些冷峻，其中透出的那种智慧使她的散文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光彩。
　　智境实际是心境，是心灵智慧所达到的境地，因此智慧会因为个人关注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杜丽在她的散文中表现出的智慧无疑是个人化的，因为它的细密和所挖掘的角度的迥异，很容易与读者之间产生一种隔离，但就是这种隔离才使她的智慧更显圆满融通，成为她个体人格涵养的表征，其中包括杜丽在其散文中表现出的语言智慧、生命智慧以及结构智慧。也许正是因为这点，才使杜丽在散文中的智慧有了一种别样的开掘的方向。法国著名艺术家罗丹说过：“在艺术中，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读杜丽的散文，只觉得妙论迭出、奇思突起，也许对于杜丽而言，散文已经不只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是一种看生活的眼光，一种启人智性的智慧。在《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一文中，她发现，“台灯们横七竖八地乱堆着，一副自暴自弃的模样。只有它(那盏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依旧立着，很有尊严的样子。我爱上了它那固执的姿态：它不过是一盏灯，却仿佛有着大理石的信仰。我还从未见过一盏灯要像一棵树一样长在地里。”面对能在久远的年岁里始终维护着自己的完美的这盏旧灯，“我时常端详它，想发现它美好的德行的秘密。”于是杜丽从里面习得了一种秘密，即“不变”。在杜丽的散文中，那些不经意的日常生活片段，那些平淡如水的场景或细节，似乎都具备了这样一种力量，这就是一种智慧的力量。它能告诉我们，健康和明丽的人生和个性所涉及的智慧的启动力在哪儿，生命的支点又是什么。
　　古代文人行吟山泽、遁迹江湖仕隐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文人对儒道文化的取舍和平衡，这是东方的一种智慧，它让我们深刻地领悟到了人生的一种慰藉、超脱与教喻；而西方的智慧应该说主要是一种神性的智慧，它是由缪斯、圣灵和人的人性的言说所构成的，是省察与体悟到的智慧。就杜丽而言，她能在琐碎与繁杂中化出万千情思、满腹感慨，这是由她个人的悟力而来的一种个人智慧。她所发现的，几乎都是贴近生活的一种智慧。比如《谁比谁活得更长》，文章最后写道：“很晚我才去读她的诗——1995年4月12日，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1990年出版的她的诗集：《女性年龄》，我翻到后记，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天生就老了。’我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读到？”
　　其实文章不用那么长，只“一出生就老了”这一句就足以使它归如优秀散文之列了。
　　但杜丽对自己的散文写作是认真苛刻的，她说：“在这个语言被过度使用而变得格外脏污的时代，我宁愿做一个合格的阅读者而不愿做一个低劣的写作者。因为，作为一个合格的读者，我还可以和那些伟大的灵魂相遇，而作为一个低劣的作者，我将永远被剥夺这样的机会。”(《相遇》)这是感性又同时是理性的表述，其实理性本身就是最高的智慧，杜丽就是在用她散文语言的意义来呈现作为生活存在的意义。杜丽散文中的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表现为她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总起来说，这种智慧是审美型的，虽然其中有点矫情、做作、自鸣得意的趣味，但这并不影响其中智慧的美感。杜丽说，“我的艺术口味是比小资要市民，比市民要时尚，比时尚要另类，比另类要主流，哪哪都不靠”，这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杜丽至少有五种智慧，即小资的智慧、市民的智慧、时尚的智慧、另类的智慧、主流的智慧。
　　杜丽的散文似乎又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杜丽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似乎有些驳杂，这从她散文里充溢的诸多词语可以推断出来，比如加菲猫、CD口红、圣罗兰、朗姆酒、《名利场》中的利蓓加、《百老汇上空的子弹》、派尔、地铁、《瓦尔登湖》、县城的电影院、卡尔文……但我想杜丽的智慧就在于她能够在这众多迥异的文化的纠缠中，把自己的文章打磨得洁净光滑、雅致精巧。比如她从一幅外国画家蒙克的画——《青春期》中，得出的却依旧是中国式的结论，她说，“还有什么比人在病房里的处境更好地反映出了青春期的吗？像在病房里一样，青春期也是阶段性的。在这段时间里，与人隔绝的孤独，死亡的远与近，无法信任的医生，不是秘密的秘密，被欺瞒与哄骗的真相，还有社会逼你服下的、那不知由什么东西制成的药片。”
　　杜丽的散文看似平民化，却关注人的某种精神事实；虽然有点过分的自我，但其强调了人的强健的生存意志和乐观的生存态度；虽然在无意中回避了某种实质性的东西，但她又能注重个体的人格尊严，独立的思想能力和感受力。可以说，杜丽的散文既接近了感觉，又指向了直接的现实，直抵了事物的本质。从她的散文中，我们还是能窥见杜丽的这种文字背后掩藏的那种更深的生存智慧和写作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