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殖民主义作家奈保尔首次访华，在上海出席了《大河湾》中文版首发仪式，在杭州参加了一场文学对谈，并在中国度过了他82岁的生日。一周左右的时间看似不短，却也只是行色匆匆，对于一位需要通过细致观察、大量阅读以及多方采访才肯下笔的作家而言，奈保尔创作生涯中始终让人遗憾的“中国”部分可能并不会因为这次行程而有所弥补。事实上，纵观此次中国之行，曾经愤怒的雄狮已经渐显疲态，虽然仍不失敏锐的观察力，却渐失了书写的能量。时间的沟壑确实让人唏嘘，中国读者的遗憾也无可避免，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无法再遇到一位对第三世界和殖民地国家的书写能够如此抽离却又一针见血的作家，这是出身与时代给予奈保尔的独特留痕，他把它转化为直陈痛处的文字，庞杂而犀利，当然也有偏见，不过他的多重身份和无根性确实让他有着太多异于常人的高度和广度，而他的深远也让那些过往的预见最终被当下所验证，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的非虚构作品中。
　　虽然在奈保尔出版过的30余部作品里，虚构与非虚构大体持平，但是我始终认为奈保尔最独具特色的作品还是在非虚构上。他为文学写作开启了另一种模式，介乎于纪实、传记与评论之间，而地域的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从亚洲、美洲一路写到非洲，也许在文学态度上会被指摘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背离自己的出身等，但是他“提出问题，但不给出答案，让读者自己去寻找，通过阅读找到本质”的创作初衷却很好的回应了自己的文学态度。他借由文字展现经济的贫乏落后，梳理政权的更迭交替，探讨文化的传承失落，以“他者”的视角把第三世界国家推向了世界的舞台，但是又无法完全摒弃掉母体的影响，特别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印度，所以“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成为他非虚构创作的开端，并且一直贯穿始终。
　　或许印度毕竟是他无法从身体上完全割裂的脐带，对他来说“是一种疼痛，是一个我会怀着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终又总是想要逃离的地方”。所以他才会从最初的《幽暗国度》到最近的《看，这个世界》中反复书写。其实对世人而言，印度确实有着太多令人困惑与费解的神秘之处，它曾经辉煌的文明，它当下蒙昧的落后在奈保尔看来是“奇迹、历史、智慧之死以及灵性消解着创造了它们的文明，印度吞噬着自身”。所以他以自己的方式观察与记录当下发生的一切，并试图“指引一条更真实、更普遍的道路”，最终在他综合性的杂文集《我们的普世文明》中给出了答案，“这就是印度让人惊骇之处。宫殿倾覆，变成乡间尘土。但王子从来都是农夫，并没有什么损失。宫殿也许会再度矗立，但如果没有一场心灵的革命，那将不会是印度的重生”。
　　《我们的普世文明》是奈保尔非常重要的一本杂文集作品，出版于2002年，在此之前，他已经分别为亚洲、非洲、美洲的一些国家写下了专门的著作，这本50余万字的综合性作品可以看作是对他过往作品(除了没有涉及亚洲伊斯兰教国家，相关作品可参见《信徒的国度》)的一种补缺，是他在1960年至1990年旅行间隙写下的无特定主题的文化随笔，不仅仅涉及非虚构创作的素材，更不乏小说创作的背景，其中有两篇相当值得一提，一篇名为《迈克尔·X与特立尼达，黑权运动谋杀案：安宁与权力》，与他1975年的小说《游击队员》互为关照；另一篇名为《刚果新王：蒙博托与非洲虚无主义》，是他的代表作《大河湾》的背景来源，而这两部小说也恰恰全面体现了奈保尔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主题，殖民地人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落，其中，尤以《大河湾》最为突出。
　　如果说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注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经济、政权和文化的探讨，那么他的虚构类作品，特别是早期的小说，则更加关注个体的探寻，自我身份的介入也越加明显，这自然与他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19世纪末，奈保尔的祖父与许多印度人一起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到特立尼达，从此扎根于此，他们部分的保留了自己社群的习俗和传统，但是在时间的流逝和对新环境的适应下不断变化，随着奈保尔这批第三代移民的出生，已与最初的印度传统相去甚远。而作为英属殖民地，缺乏历史与文化积淀的特立尼达也无法给予奈保尔等人任何身份上的归属感，最终造就了这一代移民者在身份上的漂泊感和无根性，奈保尔最知名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就是讲述这种身份焦虑的作品，它以17个短篇故事串连勾勒出特拉尼达岛上移民者的群生相。
　　继《米格尔街》之后，奈保尔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守夜人记事簿》《模仿者》《游击队员》等一系列小说中进一步展示了宗主国家移民者的生存困惑与文化挣扎，从普通民众到知识分子，再到政权人物，所有人最终都无法从流放者的桎梏中突围，无处安放的精神直指家园的虚无。而这其中集大成者当属1979年出版的《大河湾》，它以一个文化漂泊者的视角再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真相”。
　　1965年奈保尔首次造访非洲，之后写就了两部以非洲为题材的重要小说《自由国度》和《大河湾》，并留下了两篇随笔，收录于《我们的普世文明》，其中《大河湾》是以刚果的真实历史为背景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萨林姆是一位出生在非洲东海岸地区的印度裔移民，这里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属于非洲的外围，居民却多是印度洋人，这点恰与奈保尔的身世极为相似，某种程度上萨林姆确实正如奈保尔自己的投影，只是对无根性的逃离，作者本人选择了能够容纳并且使之发声的英国，却把小说的主人公安排在了第三世界的刚果。
　　刚果旧称“扎伊尔”，是当地语言中“河流”一词的葡萄牙语变体，又被用来指代货币，所以它具有三重意义：国家、河流和货币。这个曾经隶属于比利时殖民地的国家1960年独立，小说的故事就是起始于独立后首次动乱之后的恢复期。对于一个来自古老民族却把历史遗留在时间隧道的移民者来说，萨林姆为了远离自身的虚无决定深入非洲腹地，在一处位于大河湾处的内陆小镇开启新生活，却没想到最终陷入更大的虚无。在小说中，奈保尔以细腻而独具韵律性的语言刻画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安于现状一直在寻找出路、把河湾杂货铺卖给萨林姆的外乡人纳扎努西，移居到河湾后面对风起云涌却不为所动的印度夫妇舒芭和马赫什，因为战乱投奔萨林姆的已由仆人反客为主的梅迪，在变革中成长起来的新非洲人费迪南，对非洲古老文明执著而敬畏的惠斯曼斯神父，到欧洲找寻出口却失望而归的萨林姆旧时友人因达尔，以及他所代表的“领地”和大人物身边的白人作家雷蒙德和他的妻子椰苇特。虽然大人物在小说《大河湾》中并未亲自登场，却对情节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人物原型是刚果新王蒙博托——一个普通百姓的儿子，在军变中登台，奈保尔在《我们的普世文明》中形容“他是公民、酋长、国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斗士，他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各个位置，其王权基础不容置疑”，但事实上，蒙博托在排斥与践踏西方文明痕迹后重建的非洲新文明不过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模仿，如同刚果一直以来的历史书写，他们总是以断裂的方式跳过殖民者的历史，试图把非洲还给非洲，但是却忽视了非洲的历史惟有在西方的文明下才得以保存，才能不断地前行，这即是惠斯曼斯神父关于小镇的重建和欧洲人回归的先见性预言，更是奈保尔一直以来在政治立场上为人诟病之所在，他在《大河湾》中再次借由惠斯曼斯神父之口为之盖棺定论：“对于未来，抱有一种很宏大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站在这一切的终点，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见证人。”
　　惠斯曼斯神父所谓的见证是奈保尔对非洲及第三世界国家历史进程的预见，他在1975年对蒙博托政权虚无主义的定性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验证被证实确如其所言，而在《大河湾》中，奈保尔也借由因达尔之口为困扰他和许多后殖民主义移民者的精神出路问题给出了一种答案：“要学会践踏过去”，从文明的边缘走向中心，在文明的迁徙中寻找到普世文明的真谛，这也正是奈保尔自我人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