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谈起中国文化，国人总少不了在这个词组前加个“博大精深”的前缀。但究竟中国文化“精”在何处、“深”在何处，不是专门研究国学的人，只怕会说得含糊和不得要领。以《棋王》享誉文坛的小说家阿城推出的新著不是小说，而是谈论文化的《洛书河图》，我不禁有点好奇——这个题目能被一个小说家谈透吗？
从中国文化的性质上看，可以说神秘性是其核心之一。神秘不仅体现在浩如烟海的诸如《诗》《书》《易》等古籍上，还体现在不计其数的图案甚至民族服饰上。打开阿城这本新书，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图片多于文字，这从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到的那句“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中就能找到答案。在刘勰那里，神秘或文化的依托离不开与“物”的交游。它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奇特性和言与物的勾连性。更何况，阿城这本书还有个直截了当的副题：“文明的造型探源”。
造型离不开图案。问题是，这些图案和文化有什么牵连？阿城的全书主旨是讲述“河图洛书”。在《周易·系辞》中便有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说得十分清楚，河图洛书即为《周易》本源。因此可以说，阿城这部著作的雄心就是对中华文化进行一次探源的努力。
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子，从上古至秦汉，始终都在神秘状况当中，一直到宋人朱熹那里，其弟子蔡季通才入蜀找到河图洛书。朱熹对其研究后的解释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河图洛书“对过往事物的揭露，对现状的解释，对未来的推测”成为了个人及天下事的演论依据。这个依据更多的便是依靠河图的样子，也就是我们无人不熟悉的阴阳图。以阿城的话来说，“阴阳符图真的是完美到无话可说”。从图形上看，阴阳图当然完美，从文化上看，其造型所容纳的，便不止是表面的完美了。大凡中国人，都不陌生一句话：“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段话的内涵，便是我们先人对宇宙起源及演化的设想，它奠定的宇宙观在表明，一阴一阳谓之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万物周行不殆。在阿城的阐述中，河图甚至就是宇宙间围绕北极星旋转的星象。
洛书与八卦的关系也十分微妙。洛书(即九宫图)数目纵横相加的和都是15。从排列顺序看，奇数表示天道，偶数旋转表示地道。南宋数学家杨辉便是受洛书三阶幻方启迪，发明了四阶幻方，明代程大位发明了六阶和七阶幻方。幻方即纵横图，它反映出我国古代数学所达到的较高水平。
阿城谈洛书时没有谈到数学，其着重点在于洛书符形的推演过程。令读者惊奇的是，在阿城罗列的无数图片中，既有大量的古代纹彩陶盆，也有不断出土的玉器上被发现携带有洛书符形，更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在今天，大量的洛书符形居然可以在苗族背儿带、瑶族婚礼服及壮族女装衣、履上随处看到。记得曾在少数民族较多的湘西等地旅游时，当地的少数民族服饰只给我印象颇深的服饰之美，尽管那种美给人一种神秘和化外之感，却绝不会让我在那时就想到她们衣服上的各色图案居然就是洛书符形。简单来说，洛书符形从根本上强化了我们民族的图像思维，它构成的渊源深入在我们民族的细微之处，从而使我们一步步看到文化的诞生源头。
面对充满对称感的洛书符形，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老子的《道德经》。在书中，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互相依存的对立统一。众所周知，《道德经》的核心便是“道”为万物本原。在自然规律中，是“天之道”；在社会规律中，是“人之道”。在自然的对立中，充满大小、多少、高低、远近、厚薄、轻重、静躁、黑白、寒热、歙张、雌雄、正反、同异等等；在社会的对立中，充满美丑、善恶、真伪、是非、利害、祸福、生死、荣辱、智愚、吉凶、兴废、进退、主客、巧拙、难易、怨德、贵贱、贫富等等。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观点无不集中在洛书符形的对称当中。难怪中国文化历来便讲究此消彼长，讲究盛衰相依。
不能不说的是，在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上，清代的杭辛斋在《易楔》、万弹峰在《易拇》中都有过论述。他们的结论便是：河图为体而中有用，洛书为用而中有体，河图即先天，洛书即后天。河图洛书阴阳相抱，方圆相藏。这正是易学以宇宙为阴阳合体的表述核心。
当然，如果要将易学包孕的问题及来龙去脉阐述清楚，读者需要的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阿城这本书令我惊奇的是，他采用造型解读为主要手段，深入浅出地便将读者带到中国文化的根源深处。说其深入浅出，是因为这本书不是阿城就河图洛书进行的一次严肃的学术创作，而是根据他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入毕业创作的学生上课录音而成。因此这本书并不给读者艰深之感，与之相反，在阿城的娓娓讲述和图片辅助中，往往达到了专者得其专、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通融效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面对的虽然是文字，却无处不充满阿城课堂上的种种口吻。说它是一本口语著作实不为过。口语带来的效果便是轻松，即使他谈论的话题毫不轻松。阿城坦言，上课前未做讲义，是因为“内容早已烂熟于胸”。也正因为“烂熟于胸”，不论是讲述河图洛书，还是讲述天极，讲述天极与先秦哲学，进而讲述对东亚文明的猜测，都显得有条不紊和逻辑分明。
有了河图即旋转星象的前提，阿城对天极的讲解便构成全书最厚重的一章，这一章也是最充满阿城个人见解的部分。在阿城眼里，中国古代天文体系的核心是“天极处于星象体系的正中”，因而在远古，东亚存在的只是北极星(天极)崇拜，而不是后来才传入的太阳崇拜。事实上，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在古人眼里，星和人是对应的：一颗星出现，就是一个人诞生；一颗星陨落，就是一个人死亡。在阿城这里，则利用大量的图片说明，天极即上帝神，早在远古的商、周时期，其形象便出现在青铜器上，哪怕在今天，也能在苗族服饰图案中有迹可循。需要强调的是，在汉学中，这还是第一次通过图像，释读出天极和天极神的符形。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阿城通过造型解读，证明了中华造型文明的肇始便是星象系统的配置；证明了被视为民间艺术的，其实是上古文明的遗存、是罕见的文明活化石；通过星象系统，证明了中国文明与中亚、西亚、两河、古埃及、古希腊及欧洲文明的本质区分。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阿城著，中华书局2014年6月出版)
【免责声明：本站所发表的文章，较少部分来源于各相关媒体或者网络，内容仅供参阅，与本站立场无关。如有不符合事实，或影响到您利益的文章，请及时告知，本站立即删除。谢谢监督。】
发表评论
推荐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