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大解是位为诗意而活的“隐士”，他十六七岁时在家乡青龙贫穷的山区创办杂志学写诗作，于清华大学读书期间迷恋先锋刊物，随后发表新诗。多年来，他坚持创作的短诗达千首之多，历时四年耗费心血创作出的长诗《悲歌》被誉为“东方的创世纪史诗”。此后，他还写就了500余篇寓言和一篇小说《长歌》，试图寻找广义的诗性。

大解与时代保持着疏离感，在众生喧哗的当代诗坛，他坚持向内用力，文本为王。面对鲁迅文学奖的垂青与该奖项引发的热议，大解都显得风轻云淡。他被称为“纯粹的诗人”，向上窥见时间的内核和生命的状态，“他的世界是整个世界的世界，他的关怀是对整个人类的关怀。”

《悲歌》不悲需要有效读者

记者：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你以短诗集《个人史》获得评委全票通过，此后却多次婉拒记者的采访，一再申明得奖并不重要，你对奖项是如何看待的？

大解：在我的创作生涯中确实获得过一些奖项，但我更在意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和广大读者的评价。对于一个作家和诗人来说，文本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奖项。时间终将会淘汰掉那些外在的浮华的东西，剩下文字本身。如果文本经不住时间的淘洗，得什么奖也没用。

记者：短诗集《个人史》先后获得“首届屈原诗歌奖”金奖以及“鲁迅文学奖”，这一作品有何寓意？你认为它是你最好的作品么？

大解：《个人史》是我2010-2013年期间的诗歌作品结集，这本书能够得到评委的肯定，先后获得两个奖项，确实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在这本诗集中，我试图把根基扎进故乡和童年记忆中，并由此展开个人的心灵史和身体史。我至今仍然认为，我的叙事长诗《悲歌》(16000行)是我最重要的作品。

记者：《悲歌》创作历时4年，出版之后，你又陆续写了10万字随笔《悲歌笔记》，深入到艺术和哲学层面对它进行解读。能否分享一下，《悲歌》有着什么样的创作背景以及灵感来源？在创作过程中有过什么样的挑战？

大解：《悲歌》从体量上说是一部巨著，它所容纳的东西让我也感到震撼和茫然。许多人写文章评论它，我也写了十万多字试图解读它，但都只是论述了其中的一个侧面，无法触及全部。

这部作品构思用了四五年，写作用了四年。我试图通过一个完整的结构，展示出东方人群的生存史和精神史。这样一个想法，没有结构是无法完成的。而在《悲歌》之前，汉语诗歌大多是些抒情片段，是碎片化的，很少有人使用结构。小说一直在使用结构，诗歌为什么不能？我尝试使用了，我叙事了，我得到了《悲歌》。因为我在诗中使用了结构，而结构具有生长性，会把每一个读者都带入到个性化的解读和再创作中，完成自己的精神之旅。

在写作《悲歌》这四年里，我不是熬过来的，而是处在持续的激情中，像是在高原上约见众神，其愉悦和旷达，非常人可以想象。

记者：厚达七百多页的叙事长诗《悲歌》从初版到现在已经13年多了，得到了很多评论家和诗人的好评，但它的传阅率以及产生的影响与自身价值仍然相差悬殊，在缺少《荷马史诗》阅读传统的国度里，谈论长诗是奢侈的，你如何看待《悲歌》在现实中遇冷的“悲歌”？

大解：在这样一个读图和微信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正在发生着变化，能够阅读16000行长诗的人，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我相信它不会有太多的读者，《悲歌》注定是少数人的事情。但《悲歌》需要的正是“有效读者”。一部书和一个人一样，有它自己的命运，它出生在一个缺少叙事诗歌传统的文化背景中，确实有些突兀和傲慢，但我深信它会走远。

新诗百年公众接受是必然

记者：在当今社会中，诗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遥远而小众的存在，由于“梨花体”、“羊羔体”等现象的出现，许多读者甚至对现代诗有着相当多的误解，你对诗歌的发展现状有何看法？

大解：新诗与旧体诗相比，在体例上是断裂的。流传了几千年的旧体诗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惯性，因此至少在几个世纪内，旧体诗创作依然将会延续下去。新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新诗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开端，公众接受也是必然的，这是一种文化认同问题。

当然，我们的教育体系、媒体传播、诗歌自省等等，都会共同作用于新诗，影响人们的创作、欣赏和接受。我对新诗的前景非常看好。汉语新诗的魅力，让我沉迷其中，其书写和阅读享受超过任何一种文体。

记者：在当下诗坛，你用类似归隐的心态处世，不愿置身风口浪尖，你认为这是诗人应该具备的品质么？在你心目中，有好诗的标准么？

大解：不是我低调，而是我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文学结缘，我是幸福的。上苍给予我的已经太多，我何德何能，竟然获得如此多的恩赐？因此我常怀感恩之心，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我不知道一个诗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我只是本色地生活，本色地写作。在我的心中，诗歌是神秘的，它没有一个固定化的标尺，却有着莫名的气息和韵味，我们通常把这些感觉叫做意境。我喜欢意境高远而又深厚的诗，但我没有固定的诗歌标准。人嘛，各有活法，诗也一样，没有定法，怎么写都有可能产生好作品。

记者：故乡情结和自然风貌在很多人的诗中都占有很大比例，你的诗歌风格与故乡有怎样牵系？

大解：对于我，故乡有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含义。我不仅热爱我的祖先生活过的土地，我还热爱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和土地上活跃的生命，包括汪洋大海和它上面的乌云。往远了说，我不但热爱我居住的这个星球，我还热爱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如今，我离开故乡已经多年，故乡早已成了我的精神背景。如果深究故乡这个词，我以为，村庄和故土不过是我们的生存驿站，母亲的身体才是我们真正的故居。认识到这一层，才能理解生命的真意。



诗性弥漫探索多向度创作



记者：你曾在贫穷的年代创办过诗社，在清华水利系读书时沉迷于先锋刊物，那些经历对你有何影响？几十年来，你是如何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一路坚持走来的？还有什么未实现的理想？

大解：1974年，詹福瑞、王进勤和我等6个同乡高中毕业生，共同创办了《幼苗》杂志，第一期每人出资两毛钱，只刻印了四本。这段经历影响我至今，使我成了终生热爱文学的人。此后，在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书时，我有幸接触到《今天》这本先锋杂志，对我影响很大。在其后的许多年里我又阅读了大量西方美术理论，以及科学类书籍。我读书比较杂，这对我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素材。我写诗，写寓言，写散文随笔，还出版过小说，但我的主要方向是诗。我认为诗是最难写的，他考验一个人的感知力和穿透力。在创作上，要说有什么理想的话，我愿意把诗歌疏散和延伸，在其他文体中出体现广义的诗性。

记者：近年来，你的创作更加多元化，这些作品是否体现了广义的诗性？

大解：我在写作上做过多种尝试，不限于文体，甚至跨越文体，写出另类的东西。近几年我迷上一种文字小品，我把它命名为现代寓言。我用新闻语言一本正经地给你讲故事，却从荒诞走向了扯淡，从理性走向了非理性，从中发现了生活中隐藏的多个层面，里面蕴含着非常有趣的东西。写诗少了，但我得益于诗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时时感到诗性的弥漫，正是那些不可名状的东西，给了我无限的向度和广度。我尝试着把诗引向其他领域，扩展它的外延。尽管我的能力有限，但我依然保守着自己的信心，并为之努力。在我的生命里，与诗歌结缘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到如今，是宿命，也是我的荣幸。今后不管写什么，我始终不会忘记诗。诗歌使我敏锐和宽阔，它给了我灵魂飞翔的能力。我会一直写到老。

记者：你作为河北诗人，同时也是河北作家协会成员，能否谈谈河北诗坛的发展现状以及你的期待？

大解：河北是一个诗歌大省，这与河北有一个《诗选刊》杂志有很大关系，有这样一个园地，是河北诗人的幸运。河北有很多优秀的诗人，我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河北诗人名单，他们都有足够的实力，在中国诗坛赢得人们的尊重。河北诗人的创作一直很扎实，每年都有重要的作品问世。作品的质地才是考量一个诗人的唯一指标，我期待河北的诗人们写出更多的力作。 、



作家简介

大解，原名解文阁，男，1957年生，河北青龙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主要作品有长诗《悲歌》、小说集《长歌》、短诗集《岁月》、《个人史》、寓言集《傻子寓言》等，其一万六千余行的长诗《悲歌》被评论界称为“东方的创世纪史诗”。其作品曾获《人民文学》、《芳草》、《诗刊》、《星星》、《十月》、《都市》年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首届“苏曼殊诗歌奖”、首届“中国屈原诗歌奖”金奖等多种奖项，短诗集《个人史》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现就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是河北省诗歌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