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诗人昌耀深怀敬意，一是因为他17岁就参加抗美援朝并负伤致残，二是因为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他被光荣地打成了“右派”。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当代诗人中最穷困潦倒、最愤懑孤寂的诗人，除了昌耀，恐怕再别无其二了。关于他，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想来仍心酸不已。

1994年12月，我收到了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的邀请函。赴会之前，我曾向主办者打听与会诗人的名单，有白桦、徐迟、绿原、邵燕祥、舒婷、李小雨、傅天琳，也有台湾诗人管管、洛夫及杂文家柏杨和他的诗人太太张香华等，听说昌耀也应邀出席……当时分管我们副刊部的副主编陈志红，听说这个笔会来了这么多著名诗人，还派了当时“家庭”版的编辑章梅与我同行，一起去组稿。12月23日下午我们在深圳远东大酒店报到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诗人已陆续到达。那几天我和章梅在会议室和宴会厅之间穿插组稿，与诗人们合影留念，但我没有看见昌耀的身影……直到后来听主办笔会的负责人说起，才知道昌耀因为他所在的青海省作协不能给他报销车旅费而放弃了参加这个笔会。听了这话我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昌耀竟然穷困到这样的地步呵！那时候海外的诗人和作家来国内参加笔会都是自掏腰包，而国内的诗人作家参加笔会则基本上是单位报销。至于因单位报销不了往来路费而放弃笔会的事，我还从未听说过。我因此感到惊讶。我知道诗人从来都是贫困的，但改革开放已那么多年，市场经济使很多地方摘掉了穷困的帽子，可昌耀所在的西部边陲青海，依然还是那么地穷困，我想，穷困单位的诗人恐怕是很潦倒的。由此，我对昌耀有了无法改变的印象，在一个能够致富的年代，他依然是一个穷困的诗人。

上世纪末的中国出现过一股“下海热”，就连不少政府官员都纷纷下海，在我认识的诗人中，也不乏南下掏金者，下了海的诗人大多从此改变命运，有的诗人真的挣到了些钱，开始有资本可以自费出版诗集了。朱子庆经营的“七星书舍”，就上架过不少诗人让我们代销的自费诗集。这些诗人把诗集放在书店就走人，从不过问究竟卖出了多少本，一般说来诗集很难售出，是可想而知的。记得1995年冬天，我的朋友唐军拿来一包昌耀的诗集《命运之书》，告诉我们这是昌耀多方筹钱而自费出版的诗集，而且每本都有诗人的亲笔签名，希望我们为他代销一下。这使我们深感荣幸，于是就把昌耀的诗集摆在书店最显赫的位置。说来也奇，本来那些自费的诗集在我们书店都不好卖，但偏偏昌耀的诗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卖完了，我们很替昌耀高兴，把全部售款请朋友转交给了他。现在我们家的书柜上保存的《命运之书》，就是这次奇遇留下的历史见证。

还有一事也颇值得一记。1998年秋天，我责编的“芳草地”版面开辟的诗歌专栏很受读者喜欢，我经常给国内的诗人打电话约稿，一天，我给远在青海的昌耀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我一报出我的名字，电话那边的昌耀说：“马莉，我读过你的诗……只有诗人才会想方设法为诗歌寻找出路，也只有诗人编辑才会不计较发行量在自己的版面开诗歌专栏，报纸有一个诗人当编辑，诗人就有福了！”昌耀说得极其认真而严肃——类似这样的话绿原先生也说过，我听了很受感动。但是这个诗歌专栏寿命不长，第二年就被取消了。我在电话中告诉了昌耀。他沉默了一下，说：“因为你们的主编不是诗人。”我说是的，我们的主编从不写诗。他又重复一遍说：“因为你们没有一个当诗人的主编呵……”这话痛切入骨，至今言犹在耳。

2000年春天听北京来的诗友说起昌耀，我们知道他身患绝症住院了。不久后的一天，又听说他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跳楼自杀了，这一天是3月23日。听到这样的噩耗，我深感痛惜。我看见不少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但我没有立刻呼应，我在想，我要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出色些？我要怎样做才能比所有媒体的悼念都更为深切？……在昌耀逝世100天的时候，我在我的版面上作了“百日祭”，用整整一个版面来悼念他，我的大标题是：“纪念一位诗人”。我在家中的书柜里找出他的三本诗集：《命运之书》、《昌耀的诗》、《昌耀抒情诗集》，我还找到他的一张照片。选发他诗作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激荡的，被诗人吁请的沉默大地忽然发出应和，隆起的奇峰、雄浑的高原、严寒的山川、苍凉的河流和森林……纷纷前来与诗人共鸣：

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
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
我老远就听到了唐古特人的那些马车。
我轻轻地笑着，并不出声。
我让那些早早上路的马车，沿着我的堤坡，鱼贯而行。
那些马车响着刮木、像奏着迎神的喇叭，登上了我的胸脯
……

我没有去过青藏高原，但仿佛置身其中，置身昌耀的精神故乡……，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是纪念昌耀的最好方式。在纪念专版的上方，我满怀深情地写了如下编者按——

“我们在这里用一小块版面来纪念一位诗人。

为什么要纪念一位诗人？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因为诗歌在今天的时代似乎是被人们遗忘的，人们在热闹与浮躁中似乎再也没有耐心阅读诗歌了，就连写诗的人都要奋不顾身地为自己的发表出版像变戏法似的呐喊并争得一席之地。因此，诗歌在今天这个喧哗的时代，无法逃脱沉默的命运。

但是，我们纪念一位诗人难道仅仅是因为诗歌的命运如此不济吗？难道我们这个时代还缺乏诗人吗？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一点也不缺乏诗人，缺乏的只是像他这样虔诚的诗人——一位从不需要用各种包装来兜售诗歌的本色诗人，一位从不需要借用诸如“著名”“伟大”等漂亮言词来为自己贴金的真诚诗人，一位除了倾情于缪斯此外心无他用的诗人。

我们纪念这位诗人，他叫昌耀。他刚刚离开这个世界一百天。他的一生是穷困而沉默的。他用他的一生维护了他的诗歌尊严。虽然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只有他的诗歌才能证明他的存在价值；他的优秀与不朽也只有（惟有）通过他的诗歌才能证明。

我们纪念诗人，我们要记住他的名字。我们纪念诗人，愿诗人的灵魂安息。”

我清楚地记得，副主编钱钢审毕这个纪念专辑并把大样交还我时，他的目光是沉重的。他只轻轻说了一句：“编者按写得很动情！”

一晃昌耀死去快10年了！日子像灵感稍纵即逝。为昌耀先生画完肖像并写下此文的此刻，我想起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安年斯基的诗句：“要知道，要仔细地谛听/我的一生并非生活，而是痛苦。”昌耀去后的中国虽日渐强大，各项节庆活动日渐奢华，但诗歌依然卖不出稿费，很多诗人因无单位报销差旅费，而难赴远方的美好邀约。

在天堂里，上帝的身边是否预留了诗人的座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