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觉的作家，那种自然而然地化在她骨子里的民族眼光和民族意识，首先缘于她的土家族出身，以及她文化血液中的土家族精神。叶梅的写作，既是对土家族历史风俗的巡礼，又是向土家族文化精神的致敬，即使一个不了解土家族的人，在读完叶梅的作品后，心里也会立起一座土家族的文化雕像。

　　小说是民族的感性历史，鄂西土家族从前是土司制，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实行流官制，叶梅的小说《山上有个洞》中，写到了“改土归流”的疼痛转折。叶梅是以虚写实，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这段历史却是真实的，田土司也确有原型。叶梅笔下的土司(包括《最后的土司》中的土司覃尧)，从来不是一个腐朽的代名词或恶的刻板印象，而是励精图治、值得崇敬的阳刚男人，这是叶梅对于土司一以贯之的历史认知。一个阳刚的土司，代表着一个阳刚的民族；一个土司的励精图治，说明着一个民族生活的蒸蒸日上，在对田土司的理想刻画中，暗寓着叶梅深厚的民族情感。

　　叶梅对于土家族的规矩是颇下功夫的，对于土家风俗的呈现更为感性和直观。土家族实行流官制之后，有了多种文化的汇合。《撒忧的龙船河》中，叶梅把跳丧的场面写得酣畅淋漓，感觉那绝非死亡之舞，而是剽悍的生命之舞。这种生死观无疑昭示着一个民族来自彼岸的强大元气。《最后的土司》中，叶梅写土家族的舍巴日仪式，写伍娘的舞蹈，如精灵，如火焰，写如雷滚过的鼓声，令人血脉偾张。《花树花树》等写到哭嫁是土家女儿的必修功课，哭嫁歌要唱上一个月，夜晚姑娘们围着火塘轮流唱。《歌棒》则写到了荟萃土家文化的民歌民谣。

　　叶梅从不掩饰作为土家人的自豪及其对于土家民族性格的倾心。《撒忧的龙船河》写出了土家汉子覃老大的血性。在覃老大这个形象身上，一个民族的精魂被刻画到入骨。在彰显土家民族文化人格的同时，叶梅也触及了民族间的隔膜问题。《最后的土司》中，民族间的文化隔膜导致的问题更加明显。手艺人李安躲壮丁来到龙船河，因为太饿偷拿了舍巴日的供品，土司覃尧下令砍去他的一条腿，并让哑女伍娘照顾他。李安和伍娘相爱后，他们的婚事得到了土司覃尧的同意。但龙船河还有一个规矩，新嫁娘的初夜是要献给神的，神就是土司覃尧。在人“神”欢合之时，暴怒的李安点燃了新房。覃尧爱恋伍娘，伍娘却不爱作为凡人的覃尧。李安向覃尧复仇时，被官兵捉住，覃尧却不惜代价救下李安。李安终于对伍娘回心转意，却发现孩子是覃尧的。李安恶毒地让伍娘把孩子生下来，作为挟制和报复覃尧的杀手锏。又一年舍巴日到来时，传说疯了或躲起来了的伍娘像一道火焰，突然冲进了舍巴堂的中央。伍娘滴血而舞，鼓声停住时她倒下了。此时，李安正带着孩子离开龙船河。覃尧带人截住李安，要回孩子，最后用枪声送走了李安。

　　文化的隔膜导致的仇恨与报复，将原本善良的人性都扭曲了。在种族隔膜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积极沟通与彼此尊重，显得尤其重要。《最后的土司》是对族裔文化差异的一个复杂隐喻，对于文化差异问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

　　叶梅文学视野中的民族元素，除了她的土家族出身，还缘于她曾担任《民族文学》主编的使命意识。散文集《穿过拉梦的河流》涉及30多个民族的作家作品，简直就是一部民族文学的感性百科。

　　叶梅生于三峡长于三峡，是地地道道三峡的女儿，后来虽到京城，仍然有着浓重的原乡情结，三峡的语言、风物、山水草木和人物，都满满地充实在她的文字中。叶梅笔下的地域，经常是三峡的龙船河、龙船寨，她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出没于这里。也只有当她的人物与故事出没于这里时，她写起来才得心应手。

　　叶梅笔下的三峡人物，对于三峡往往有着苦热衷肠的爱，比如《撒忧的龙船河》中的覃老大，无论外面的世界有怎样的诱惑，他始终走不出这条龙船河。有热爱就有痛楚，叶梅的《青云衣》写三峡搬迁，无可避免地浸透着别离三峡的痛楚。三峡移民是一个现实题材，但这却是一篇略带历史传奇色彩的小说。《青云衣》成功地刻画出几个性格各异生动鲜活的三峡人物，写义薄云天的三峡汉子向怀书和向怀田，笔力峻健，以冷笔写热血，令人震撼；写山野精灵妲儿，笔调灵活多姿，泼洒有致，如鱼得水；而写具有东方情韵的嫂子，笔力沉稳，体现出默然对弈的小说内功。

　　如果说，《撒忧的龙船河》和《最后的土司》触及的是民族文化之间的隔膜，《歌棒》触及的则是城乡心灵之间的隔膜。近几年，原生态唱法作为一个音乐亮点非常引人瞩目，几乎掀起了一种文化潮流，《歌棒》中，三峡龙船河的农民歌手沙鲁就是在这种潮流中被挖掘出来的。然而，在一场重要演出中，他却突然失踪了，因为一根歌棒。歌棒就是三峡歌者记歌词的一根棒，不是用文字来记，而是用只有本人能看懂的一些纹路，他们“用一辈子精心刻画，任何时候只要一摸，就会想起那些美妙的词来”。这根歌棒对别人没用，对它的主人，却是魂儿一般重要。为了寻找沙鲁，女主持人芳罗来到了沙鲁的家乡，见到了沙鲁的父亲。这位曾经的民歌好手对城里人本能地不信任，是遭遇教会了他防范，然后，他又把这种防范和不信任传给了儿子。歌棒和所爱的女人，是龙船河歌王的灵魂，没有了灵魂，他们就不能再唱歌。而偷走他们灵魂的是城里人。在这里，城市和城市人，是与乡下和乡下人对立出现的。需要注意的是，沙鲁本是三峡移民，搬迁后因不适应，又回到了龙船河。叶梅笔下的这类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越热爱三峡，对外面的世界就越不适应。这里面是否蕴含着一种文化方向上的迷茫，是否存在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文化融合问题？文化的同化风潮已经席卷世界，那些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地域，将何去何从？某些具有景观价值的地域，作为文化留存当然不难，更值得关心的，是那些景观之外的平凡的生存选择。小说最后，沙鲁的歌棒在城里找到了，芳罗想：沙鲁有了这歌棒，会不会再一次走进都市呢？这个结尾隐含着一个良好的祈愿，如果乡下人被城市弄丢的灵魂能够找回来，两者的心灵是不是就能够消除壁垒彼此沟通了呢？

　　叶梅笔下那些亮烈的三峡儿女，聚焦了三峡人物身上的三峡性格三峡精神。叶梅之所以能够托起这些人物，是因为她身上首先就具有这种三峡性格三峡精神。叶梅是一个接三峡地气的作家。其创作上的包容与豁达，与作家人格的包容与豁达是一脉相承的。

　　叶梅塑造得较好的男性往往是过去的，她塑造得较好的现代人则是女人，尤其是三峡女人。《花树花树》开篇就是女人生产，写得灵异震撼。七仙女附体在巫师覃老二身上，为即将出生的婴儿看她们的命树——花树。难产的女人死去，女儿们在太的抚养下长大。太是个决绝的有骨气的女人，对于负心的男人斩截如刀。但不幸瑛女重复了被男人辜负的命运，自亡火海。当昭女看到乡长朱国才皮袍下面揣着的“小”时，她立刻鄙弃了他，同时也放弃了那个改变命运的公办老师的名额，要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命运。回乡知青朱国才本来不愿做大队支书的上门女婿，但家里因此遭到报复，最后他妥协了。昭女面对局促的命运，却决不妥协和苟且。对比之下，女人比男人活得响亮。昭女、瑛女的命树——桃树、李树在她们出生时就种到了母亲的坟上，瑛女死去后，昭女决计砍掉这两棵树，这意味着，她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太只能终生守在这个地方，严加看管着自己的命运，昭女则要离开这里，对命运出击。昭女出走时想的是：我会回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她要穿过人群，抓住畏葸的大表姐的手。这预示着回归，同时也显示出，在女性命运的相互关照中，女性情谊的伟大力量。无疑，叶梅看重女性个体的力量，也看重女性情谊的力量。

　　《五月飞蛾》中，石板坡的二妹不甘被动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顽强地活在城市里，守望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希望，她寻找幸福的决心，简直可以令命运低头。《乡姑李玉霞的婚事》中，李玉霞主动出击，把自己出人意料地嫁了出去，她的出嫁不是赌气，而是主宰生活的自信。粗粝的生活奈何不得她，即使在菜市场卖鱼，她的形象也是明眸皓齿的，嗓音也是鲜活嘹亮的，她驾驭着男人，驾驭着自家的日子，活色生香地住在自己的命运里。

　　从这些富有力道的女性身上，能够看到叶梅的精神之光与人格力量；只有发光的灵魂，才能用自己的光芒照亮笔下的女性。可以说，这些女性都有着叶梅的灵魂，有叶梅自我人格的外射。

　　叶梅民族书写和地域书写的些许遗憾，在于尚缺少挑战性的省视；其女性书写的些微局限，则在于对女性突破命运的现实基石的构筑有欠厚实和可靠。叶梅的小说写作还可以更加内在化、更具个人辨识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