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天河棠下，竟坐车去了白云棠下。

　　广州复杂的交通道路，加上我模糊的方向感，经常会给我的出行添一些麻烦。

　　我去到天河棠下的时候，就在棠下车站后面的棠下村里租了一间民房。这里的民房也是“接吻楼”，窗与窗的距离，也就是一把锅铲的距离。我住的是单体楼，一层一户。我住顶楼，向西，有一块空地，荒着，长满了绿色植物。空地边有一排房子，正挡着中山大道上的车轮声。房子东面是一堵墙，直接上的灰水泥，没有贴瓷砖。房子的北面，也是墙，对着我阳台的，是窗。通过这阳台，我认识了对面的房客蔡小东，他是江苏人，小个头，在广州做白酒推销。后来做不下去，又回去江苏了，还给我来过电话，直到前几年，才音讯全无。楼下是小巷，一年里有大半时间是湿漉漉的。转角处有一个梅州人开的小卖店，一条直直的巷子，一边是高墙，一边是一溜小店，干洗店、发廊、手机店。出来巷子，往左，是黑水河，路可以通中山大道，也可以去棠下村里。往右，过一条街，是村“治保会”，路可以往村里走，也可以往中山大道走。治保会的楼不高，却让我心有余悸，2001年的一个春晚，我还被制服人员带进去过，与数百人混杂在一起，为办暂住证，打电话四处求钱。那场景，犹如一次世纪灾难。

　　我当时在大周末杂志社工作。

　　杂志社在天河工业园。

　　其时一切都是很美好的。从我棠下的住处，去到天河工业园，步行只要十五分钟。每天早上，我都步行，风雨无阻，但是，广州过了春天之后，更多的是晴天。沿着中山大道，往广州方向走，路上车辆川流，呼呼而过。天空有白云如粼，整体陈列如鱼群。过红绿灯，因为半空中有高压线，地上全空了出来，栽花种草，一片绿色，一绿到底。走累了腿骨，可以席地就坐。阳光明媚地洒在四周，建筑、行人、整个早晨的时光，都无比的透明、轻快和柔和。办公室里的工作氛围也还好，我和陈志刚、公华、伊萍、彭君燕无个人在一个办公室。陈志刚是总经理，主要分管广告业务。大周末杂志分为《现代歌坛》、《育儿生活》、《茉莉时尚》和《装饰世界》四个专题，每周一个专题。我负责《现代歌坛》、公华负责《育儿生活》、伊萍、彭君燕负责《茉莉时尚》，《装饰世界》由广州日报社的几个退休编辑承包，不在杂志社坐班。公华、伊萍、彭君燕当年都是美女，公华知性、伊萍开朗、彭君燕勤奋。工作不轻松，但心情很放松。与她们相伴，每一个白天都是短暂的。

　　最孤单又是最休闲的是星期天。

　　星期天通常是收拾屋子，晾洗衣物和晒被子。爬到顶楼，可以从建筑的缝隙里，略略看到棠下的样子。如果从高处往下看，城市呈现给天空的，多半是相同的样子。方方的天台，豆腐块一样的摆着。而走进去，却又是一番不同感受。棠下是破落的。街面的房子重新建过了，可往巷子里看，依然可以看到长了青苔的墙，和一截新建筑没有捂住的红瓦。巷子十分窄，容不得两个人驳身过路。越往里走，路面由平整变为坑洼，进而泥泞，似乎终年积水。每个店子门前，不是放两块砖头，即放一块木架。顾客须得在上面跺两下脚，抖尽了鞋上的水渍，进了店，在铺在地上的纸皮上蹭几下，才算干净。住在棠下的外地人，多是在附近的工业区上班的。所以一到星期天，棠下村里的街空前繁荣。卖家具的，会把原木家具从铺头里扛出来，让更多人看到。餐馆里座无虚席，即使地面如泥潭。而发廊的生意也十分火爆，以前在门前晃荡，做媚眼招徕男人的女孩子们不见了，如果需要服务，老板娘居然没时间搭理。

　　很多个星期天我像被小巷子挤出来一样，慌慌地走到中山大道边。中山大道很宽阔，给了一个人思考、喘气的空间。过了人行桥，有一广场，广场后边是好又多超市，与之并排的是一条食街，里面有各种风味店。好又多的一楼是空的，临广场的一面租给了台湾人，开着一家咖啡店。其实是一间饮品店，除了咖啡，还有卖奶茶、可乐、冰淇淋。我通常是傍玻璃窗坐了，点一杯炭烧咖啡，在手里端一会儿，然后放到面前，就去看广场上的阳光，或者过道上的行人。很多次我以为会在过道上看到我的同事，或者熟人。而这盼望的结果是，在那条过道上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的同事和熟人走过。广场上偶尔有活动，或电信，或电器厂商举办。在广场中央搭一个台子，音响一装，音乐一响，一堆人一堆人就莫名其妙的涌过来了，并且驻下足来，微仰着下巴，看舞台上拧动的腰肢。我觉得这时是棠下最美丽的时候。阳光灿烂，人精神抖擞，建筑干净清新，棠下牌坊前的树，也格外绽青。在空旷的广场上，音乐若即若离，而歌声却像召唤一样揪心揪肺。那些不同地方来的，来了在不同岗位上工作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穿衣服的穿裙子的，飞扬着神采，如痴如醉。我在玻璃后面，为他们的陶醉而陶醉着。这城市没有灵魂，而他们给城市穿上了人间最美的花衣，并且种上希望，使这城市风情万种。

　　当阳光被黑夜拽去，灯光在天色欲暗欲昏的时候，鬼眼似的亮起来，城市爆发出大风大浪一样的噪音，我感到了一种被遗忘的孤单。这个时候我会念起她来。她是我的朋友，名字叫王源春，东北长春女孩，年龄仅仅比我大几天，但我一直人前人后都称她为姐。我们的交往很单纯，吃个饭，了聊天，她以她女性特有的敏感和母性，让我觉得不孤单。我打电话给她，她说一会就到。我问为什么这么快？她说她在骏景花园看房子。棠下的骏景花园离好友多超市的距离确实不远。于是，我坐到吧台上，一边看着进人的那道门，一边喝奶茶。姐穿一件白色衬衫，微仰着脸，整齐的短发让她的形象端庄、精神，还有点小小的傲然。她穿过大堂的样子，就像一朵百合花轻轻地晃过。我冲着她举起手来，她看见了，笑一笑，便卸除了我心头所有的忧虑和负担。我们坐在一起，会谈认识的朋友，明天要办的事，和一些过去的经历。吃完东西，我把她送上车，然后一个人走路回去，觉着棠下虽然破落，却充满了温情。

　　过一年，大周末杂志停刊，近百号人作鸟兽散。

　　过两年，棠下好友多旁边的食街被封。

　　过三年，棠下改造。

　　过四年，姐告诉我，她的丈夫患了鼻癌。

　　过五年，棠下是一个新的棠下，挤公交车的人密麻如蜂拥。

　　过六年，姐把骏景花园的房子卖了，搬到了增城新塘的农村去住。

　　过七年，我关闭了公司，继续打工。

　　过八年，我向谁都不敢说，我的孩子还是留守儿童。

　　过九年，暂住证要变居住证。

　　……

　　……

　　再次路过棠下，是去年。新建筑多了很多，多到我没有信心走进去，去看那些千篇一律的东西。我不是害怕改变或混乱，只是我在广州一直都住在千篇一律的建筑和噪音里，我对一切已无所谓。棠下在变富丽堂皇，这是所有人愿意看到的景象。只是，我们是否为我们的脚步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为我们的耳朵留下了天籁？我们盼望改变，我们也在被改变，面对改变，我们的心为什么平静不下来？城里的人太多，管城的人也多，城市的性格也乱起来，羊城已经没有了文化的品质，像一堆羊肉，散发的味道，不再属于梦幻，招来的，都是屠刀。唯一令人心安的是，好又多门前天桥上的乞丐还在，也是换了新面孔，却用一样的行径敲打这个城市的良心。阳光还是当年的阳光，我戴上了眼镜，我的双眼还是当年的双眼，我们都在倡导着什么，毫无结果，经历已经已面目全非。

　　我立在广场边上，脑袋里没有记忆。棠下已经丢了，新的棠下，需要我们伸出手去触摸，需要我们坐下去感受和体会，我们才能领会到现实改变，方便带来的痛快和伤害。我恨我没有宏图，我只能像一个盲者，在棠下的桥上感叹和惊呼。阳光里的棠下，如同一个新的传说。

　　201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