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7日是孙轶青同志逝世一周年忌日。孙老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者和筹建者之一，学会成立时被聘为顾问，1990年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钱昌照、周谷城两位老会长去世后，学会推举他为会长。在将近1/4世纪的时间里，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率领广大诗友，使中华诗词从复苏走向复兴。这一特殊作用，是文化界同志有目共睹的。

　　诗词曾经是中华文艺王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近百年来，随着西风东渐和新文学的崛起，一些人对传统诗词采取排斥的态度，认为诗词格律是禁锢诗情的枷锁，旧体诗不能表现新生活，不能推陈出新。“五四”以来，虽有诗词爱好者、包括知名人士仍在赋诗填词，但不少舆论把这一举动看成旧文学的回光返照，不承认反映新内容的旧体诗也是新文学的组成部分。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传播，特别是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爆发，激起人们又一次思考旧体诗的命运：难道它真的已沦为僵死的躯壳，不能表现新的时代？毛泽东诗词和天安门诗歌用鲜活的艺术形象，展示了传统诗体的强大生命力。粉碎“四人帮”之后，发展和繁荣旧体诗词，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地纷纷成立诗社，创办诗刊。提笔赋诗者，不仅有熟谙国学的文化人，工厂、农村、国家机关、军队、校园等领域都涌现出数量可观的诗词爱好者和写作者。中华诗词学会正是在诗词命运大转折时期成立的。学会甫一诞生，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样对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诗词创作进行引导？怎样把波澜壮阔的诗词潮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结合起来？三任会长都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任期最长的孙轶青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其显著。

　　孙老担任会长后，确立了会长办公会议制度，制定了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成立了诗教工作委员会。后来又提出“精品战略”，设置了遴选优秀新作的“华夏诗词奖”。在诗词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上，他提出“知古倡今”，主张实行“双轨制”，号召“开创诗词新纪元”。在处理诗词队伍中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倡“拥故纳新”，既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也要十分重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在他和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学会先后办起了《中华诗词》杂志和中华诗词学会网站，出版了“中华诗词文库”等，所有这些，足以证明孙老对诗词事业的非凡贡献。

　　我10年前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的活动，在孙老领导下工作。他有两点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他对学会的日常工作抓得很紧、很细，周密安排，知人善任。但他从不陷入事务主义，在抓具体工作的同时，很注意抓思想。每逢重大决策，他总是组织大家进行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弄清问题的实质，然后进行具体的部署。长期以来，受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对诗词存在着种种偏见。孙老特别重视正本清源，排除偏见，弄清诗词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他不仅自己动手写文章，也通过诗词组织网罗一批有学识的同志从各个角度写文章。二是他严格自律、廉洁奉公。对在学会机关工作的人员，学会每月发给一定的津贴。孙老则一个子儿也不拿，近20年来一贯如此。他不仅不假公济私，而且经常反过来：以私济公。政协派给他的车，他经常用来给诗词学会办公务，还多次拿自己的工艺品赠人。他是全国著名书法家，但他写字从来不收钱。认识不认识的诗友找上门来，他总是有求必应。到外地考察、开会，他的住所经常挤满人，求字者络绎不绝。他在浙江突发脑溢血，这和过度劳累，不停地写字是有关系的。中华诗词学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一直比较团结，大家都以艰苦奋斗为荣，这与孙老等前辈树立的良好风范是分不开的。

　　孙老去世后，中华诗词学会和各地诗友都思念这位老领导。他的高风亮节，他的音容笑貌，总在大家面前闪耀。重振风骚，任重道远。我们要把老一辈所开创的诗词事业搞得红火、更兴旺，以告慰孙老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