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隋唐时代，随着宫廷燕乐（宴乐）的日渐成熟和臻于完美，导致与燕乐相伴而生的歌辞也愈加兴盛起来。燕乐，乃隋唐时代中原汉族俗乐与境外，尤其是西域，众多民族的俗乐（胡乐）融汇而成的新型的宫廷音乐，而这种歌辞，也就是后世称之为“曲子词”、“近体乐府”、“诗馀”、“长短句”的“词”。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只是后来随着文学体裁的丰富多样化，曲子词也逐渐脱离了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以长短句的形式而自成一体，也有人将其视为诗的别体。词在形式上的显著特点是“词有定格，句有阕”，因此要依照“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即所谓“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因此，制作曲子词须要“按谱填词”，或曰：“倚声”、“填曲”、“填词”等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忆江南》在调名（词牌）下就自注“和乐天春词，以《忆江南》曲拍为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标明“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

隋唐时代，词本身就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舞蹈艺术，我们今天所说的“踏歌起舞”、“载歌载舞”、“且歌且舞”、“手舞足蹈”等等成语俗语，便是对此很直观、很形象、很具体的描述。随着宫廷歌舞表演艺术的民间化和普及化，许许多多赖此为生、以此为业的女乐倡优、歌伎舞女便从宫妓、御妓、官妓、营妓的专业化角色进而过渡到商女、歌姬、舞姬、侍妾、女奴、家伎、私妓、市妓的多元化个性身份，职业场所也随之从“女闾”、“教坊”逐渐转移至“烟花柳巷”、“勾栏瓦肆”、“秦楼楚馆”、“金粉秦淮”、“红灯青楼”。在唐代，整个社会更是盛行一种“尚文好狎”的世风，诗仙李白曾有“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的狂放不羁，诗圣杜甫曾有“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的怜香惜玉，诗魔白居易也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风流潇洒，诗人杜牧更是后来居上、独领风骚，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洒脱飘逸而青史留名。在两宋时代，诸如柳永、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晏几道、贺铸、周邦彦、秦观、辛弃疾、姜夔这样的政界名臣、文坛泰斗、诗人词家，他们既工于音律又擅长填词，与当时上层娱乐圈里的歌妓优伶更是保持一种相当密切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全方位涉入，遂使曲子词从通俗的“伶工词”演变到高雅的“文人词”。这不仅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体现，而是以此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积淀与提升，更重要的是宋代盛行歌妓制度，文人士大夫与歌妓优伶的频繁接触完全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吴熊和先生在《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就曾指出，词不仅涉及燕乐，“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与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的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而林语堂先生在论及文人墨客与歌妓优伶之间的关系时，更是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男人们认为让体面人家的女子去摆弄乐器是不合适的，于她们的道德有害。绘画和诗歌也很少受到鼓励，但是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造诣的女性伴侣的追求，那些歌妓们都在这方面大有发展，因为她们不需要用无知来保护自己的品德。”

有人曾做过这方面的统计研究，在囊括近两万首宋词的《全宋词》中，涉及到乐舞资料的有六百多首。基于两宋时代擅长音乐歌舞的主要就是那些歌妓优伶，因此我们不妨概括地说，这六百多首宋词皆为歌妓词。据统计，在《全宋词》中，多达146次直接提到“妓”字，更遑论那些以“歌姬”、“谢娘”、“念奴”、“小蛮”、“樊素”、“秦娥”、“吴娃”、“玉人”等等而代称的字眼了。如上所述，宋词中不仅包含有诗人词家所创作的大量的、优秀的咏妓、赠妓、思妓的诗词，也有不少出自歌妓优伶之手的毫不逊于诗词巨臂之名作的歌妓词，尤为重要的是，歌妓优伶在词的继承、创作、演唱、完善、传播诸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妾是曲江临池柳”

由于歌妓制度是阶级社会中剥削制度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歌妓地位的双重性。一方面，她们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衣食无忧的奢糜安逸生活，与官宦臣僚、文人雅士们追欢逐笑、轻歌曼舞、推杯换盏、互为酬唱，勿须顾及礼教纲常、风俗习惯的桎梏约束，以致于令人发出“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的感慨。但另一方面，这种灯红酒绿、锦衣玉食、投怀送抱、男欢女爱的醉生梦死生活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忧虑和悲哀，因为无论是官妓、家伎和私妓，都是官家与私人的附属物和娱乐工具，自己的命运全由他人所掌控，任由他人随心所欲地去买卖、赠送、遗弃甚至生杀予夺。再者，依红偎翠、恩爱缠绵、巫山云雨过后，那种身寄漂萍、心无所归的孤独凄凉，那种红颜易老、青春易逝的忧戚惆怅，那种强颜作笑、迎来送往的悲哀无奈，都使她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了担忧和畏惧。“愁脸无红衣满尘，万家门户不容身”便是一代歌妓优伶的心酸写照。因此，她们几乎完全失去了对爱的追求与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被爱的资格和渴盼。《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望江南》便淋漓尽致地吐露了她们心中的凄苦与绝望：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妾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曲江，即曲江池，位于西安城区东南部，为隋唐时代的皇家园林，也是京城长安郊外的著名游赏胜地。这首词，是一位歌妓写给爱慕自己、渴求婚配的青年男子的。可见那男子阅世未深、心地纯净，激情燃烧之时，便向温柔娇媚的风尘歌妓挖心掏肺、直言表白甚而急切求婚。他初涉青楼，学会了眠花卧柳但没有学会逢场作戏，直把虚情假意、甜言蜜语当作真心诚意、海誓山盟。而这位流落烟花巷的歌妓比较理性沉稳，她深知这位男子为情所困时的所思所想，但更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种卑怯的、无望的、悲伤的心理导致她在自哀自怜的同时也对男子诚言相劝。其实，这正是千千万万渴望摆脱苦海、求得新生、过上正常家庭生活的歌妓们发自心底的呐喊！

周幼芳，南宋中叶人，美丽聪颖、性情温雅、腹有诗书，但出身寒门、身份低微。沦为台州（今浙江天台）营妓后，更名严蕊。宋代的营妓为地方官妓，因聚集于乐营教习歌舞而被称之为营妓。据说严蕊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同时博晓古今、行事义气，诗词歌赋皆有所长，词巧诗美，名闻遐迩，少年子弟慕名相访者络绎不绝。

南宋淳熙九年（1182），台州知府唐与正（字仲友）为严蕊、王惠等四名歌妓落籍。落籍（或曰脱籍），旧时指妓女从良，注销其乐籍。随后，严蕊回返故里黄岩与母亲共同生活。同年，时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朱熹巡行台州，因唐仲友所在的永康学派与程朱理学多有龃龉，且与唐仲友一起做官的高文虎极力在朱熹面前诬陷他，朱熹便以“催税紧急，户口流移”以及种种贪墨克剥、不公不法的罪名先后连上六疏竭力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四状论及唐仲友与严蕊暗通款曲、私侍枕席、有伤风化，并严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羁押在台州和绍兴两地方。宋时规定，“阃帅（地方军事长官）、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若有此类现象发生，查实之后，不仅罪及官妓，官吏也要严加处分。严蕊在牢狱里几次三番惨遭鞭笞并被刑讯逼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但心志刚正的严蕊凛然相对、宁死不招，说道：“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料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很快，此事朝野漫议，闻及孝宗。孝宗窃以为是“秀才争闲气”，于是将朱熹调任，转由岳飞后人岳霖（字商卿）出任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因怜严蕊疾病缠身、羸弱不堪，遂判其无罪，脱籍从良、予以释放。此段奇闻异事在《二刻拍案惊奇》中以“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为题而加以生动地演绎。当官府问其归宿何处时，严蕊作《卜算子》相答：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严蕊在这首词中委婉地表述了衷曲：“我并非生性喜爱烟花生活，之所以沦落至此，也许是前世今生的因缘所致。正如庭前的花开花谢，其绽放与凋零都是由东君（太阳神或司春之神）来做主。落籍从良，由别人掌控，人老珠黄、铅华尽洗，也终有一天成为残花败柳；然而返归乐籍、重操旧业，也不是自己所能定夺的。但愿我能回归乡野、自由自在、山花满头，过着简朴而宁静的乡居生活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何处为归宿，也就不必劳神相问了。”

从这首词中我们不难看出，旧时的歌妓流落风尘并非心甘情愿，她们几乎都是为生计所迫，还有一些

人是因于被没入官籍或者上当受骗。她们也并不沉溺于那种风花雪月、迎来送往、倚门卖笑、受人玩弄的畸形生活，这对她们的人格、尊严和感情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正如严蕊那样，她们都渴望早日脱离苦海，过上一种自由自在、恩爱温暖、平淡朴实的家庭生活。

另外还有两首词，是在官宴上歌舞侑酒时，严蕊为太守唐仲友所命而当筵赋就的。这在后来也成了他们二人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终有枕席之欢的诬证。

其一：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其二：鹊桥仙·碧梧初坠

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初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到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

《如梦令》吟唱是红白桃花，乃桃花的繁多品种之一。宋代诗人邵雍曾写过一首《二色桃》的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这首词，既用“道是桃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别是东风情味”的红白桃花作出了自拟，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红白并妍、风韵独具、不同流俗、心自高洁的人品与情怀。

《鹊桥仙》描述的是七夕之夜，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讲的是梧叶飘零、桂香暗送、月色皎洁的七夕之夜，蜘蛛正忙于吐丝结网，而为牛郎织女在天河岸边搭建鹊桥的喜鹊却在偷懒。此时此刻，牛郎疲于耕作，织女倦于纺织，是不是牛郎织女之间山盟海誓不在、情感渐渐疏离了？这不空做了古今爱情佳话、恩爱夫妻的典范吗？也可能是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吧。虽说人间夫妻一别经年，定会朝思暮想、渴盼重逢的，可人家牛郎织女不过只是隔了一夜而已，哪有那么多的思念和牵挂啊！在这首词中，隐含了作者对爱情的失望和怀疑。是啊，身在风尘，日夜面对的是钱色交易、虚情假意、贪欢泄欲、逢场作戏，对于自己来说，真正的爱情已不“可望”，更何谈“可及”也！

乐婉，南宋时杭州歌妓。据说她与一位姓施的酒监两情绸缪、心心相印、相亲相爱，几欲谈婚论嫁、比翼双飞。酒监，乃宋代监督酿酒及管理酒务的官员。但后来施酒监因公务奉调离杭，又因诸多严律苛令、陈规陋习的牵绊，使他无法将乐婉脱籍从良并与之携手远走、共筑爱巢。别筵离歌中，施酒监恋恋不舍、悲情难禁、唏嘘落泪。于是，和着依依惜别的泪水，他在酒宴杯前赋就《卜算子》一首赠与乐婉。其词曰：

相逢情便深，恨不能逢早。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楼外朱楼独倚栏，满泪围芳草。

在这首词中，施酒监一方面表述了他对意中人的情有独钟、爱意深长、难割难舍，一方面表述了他“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那种相见恨晚的遗憾与悔意，一方面也表述了天不遂人愿、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无奈与悲伤。

见此情形，乐婉也悲从中来、柔肠寸断，相依相恋的情人将要离开自己、远走他乡，而自己又不能相伴相随、朝夕厮守，而此一别，不是暂离小别，而是今生今世只能相逢在梦中，这无疑就是生离死别啊！故此，悲戚哀恸之下，她也唱和一首《卜算子》赠答施酒监。其词曰：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要见无因见，拚了终难拚。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

这首词的大意是：

与君惜别，萦绕心头的千思万念，会像无边无际的东海那样幽深难测，而如胶似漆、柔情蜜意的忆中往事，也会随郎君远走天涯。纵然洒泪如雨，也难留住你渐行渐远的身影。此时此刻，我已是肝肠寸断、撕心裂肺。从今以后，我知道我们无缘再见，真想慧剑斩情丝，忘掉昔日的恩爱缠绵，但此情刻骨铭心，真的令人难却难了。只恨天不遂人愿，有情人终难成眷属。也或许我们前世真的无缘？既无前缘，今生今世难以相伴，那么我们就重修来世吧。来世，我们结为连理，同心百年，共效于飞之乐。

品读全词，尺幅之间，包容了万千情愫。一位情深意厚、情感真挚、刚柔兼济的古代女子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眼前。以“泪滴千千万万行”之人，以“斩不断理还乱”之情，以“要见无因见，拼了终难拼”之苦，在生离死别之际，以飞瀑直下、奔流不息之势，酣畅淋漓地倾吐了隐藏在心中的千千情结。一位近

千年之前的风尘女子，能有这番矢志不移、生死不渝之气节情分，的确令人感动至深、拍案激赏！

二）“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唐代才女鱼玄机曾写过一首《赠邻女》的诗，诗曰：“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在封建时代，处于整个社会最底层的柔弱女性毫无地位可言。就婚配嫁娶、两情相悦来讲，稍显富贵的男人们不仅可以妻妾成群、使奴唤婢，而且还可以青楼买春、混迹金粉，更不用说那些王侯将相、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了，而女性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缘分天定、从一而终。男人的喜新厌旧、无情冷落、移情别恋，总是让女人们从内心深处发出“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怨恨、无奈与哀叹。朱门绣户的大家闺秀与谨遵妇道的小家碧玉尚且如此，又遑论那些朝秦暮楚、人尽可夫的烟花歌妓了。宋词中有一首无名氏的《雨中花》，就一览无余地表达出青楼歌妓渴盼早日脱离风尘的强烈愿望。其词曰：

我有五重深深愿。第一愿、且图久远。二愿恰如雕梁双燕。岁岁后、长相见。三愿薄情相顾恋。第四愿、永不分散。五愿奴哥收因果，做个大宅院。

这首《雨中花》，几乎完全脱胎于南唐冯延巳的《长命女》，只不过《长命女》是为士大夫家的家伎所写的祝酒词：“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因此这首词基调明朗、用词平白、气韵沉健、言简意赅，能让人很明显地看出“祝愿”与“祝福”的“吉利话”、“奉承话”的因素，普通得就像我们新春期间常说的“祝您节日愉快，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而这首《雨中花》却重在“祈愿”与“誓愿”，表述的是风尘女子深思熟虑、梦寐以求、急切盼望的人生结局。

这首词以第一人称“我”的表达方式，倾诉了宋代歌妓的“五重深深愿”。由于厌倦了强颜欢笑、卖弄风姿、供人玩赏的屈辱生活，她们真切地盼望着自己能像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小女人那样，与知冷知热、相爱相惜的心上人永结同心、厮守百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种“且图久远”的家庭生活既安稳又长久，既热烈又温馨。第二层愿望表达的是夫妻之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和谐相处、比翼齐飞，就如梁上双燕，年年岁岁、燕去燕归、相依相恋、不离不弃。第三层愿望则是对“薄情郎”提出的要求，祈望他悉心呵护、惺惺相惜，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薄情”，在这里反其意而用之，是女性对情郎的爱称或昵称。在古代，风尘女子从良之后，很难冠冕堂皇地居于正房妻室的地位，因为此举有违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算是名正言顺、明媒正娶，她们只能以卑贱的妾媵身份出现于婚姻家庭中，很难得到夫君及其家人的眷顾与爱怜。第四愿表达的是真诚相待、终身相伴，绝不能翻云覆雨、朝三暮四、始乱终弃。前述四愿——“图久远”、“长相见”、“相顾恋”、“永不分散”，乍一看去，似有重复，但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不同愿望和要求，其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第五愿则是统揽全篇的核心所在，即希望情郎将自己风风光光地隆重迎娶，做有名有实的正堂夫人，而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偏房姬妾。“奴哥”，此处为自称，也是当时人们对年轻女子的昵称。“收因果”，也作“收园因果”，乃宋元时代的俗语，意即“收场”、“结果”。“宅院”，也是宋元俗话，意同“宅眷”。北宋词人柳永的《集贤宾》一词中就有：“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这表明青楼歌妓企盼真正从良，与有情人结为名副其实的夫妻，成为管理家庭事务的女主人。从“大宅院”一词中就可以看出，她的最终愿望是“当妻不做妾”、“居正不居侧”。

反观上述五愿，一言以蔽之曰：她希望有情人给自己的是一个稳定长久的、美满和谐的、互敬互爱的、夫唱妇随的婚姻家庭。毋庸置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是一个女人对婚姻家庭最朴素、最合理的基本要求。尽管那个时代也有少数风尘女子能得以脱籍从良、婚配情郎的，但真正能实现这“五重深深愿”的，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亘古少见！

蜀中妓，佚名，生卒年不详。

在唐宋时代，蜀妓或蜀中妓的称谓很容易令人想到那些善于轻歌曼舞、长于金石丝竹、工于诗词歌赋、精于水墨书画的才女，驰名古今的薛涛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正如南宋诗词名家周密所言：“蜀娼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据说在那个时代，川中女儿不像其它地方的女孩子那样，谨遵“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除巧于女红之外，还可以读诗书、学字画、通诗词、研音律。无怪乎宋词中比较著名的两首歌妓词

皆冠之于蜀中妓、蜀妓之名号。

周密在其《齐东野语·卷十一》“蜀娼词”部分就收录了一首蜀中妓的《市桥柳·送行》。原词无调名，以“折尽市桥官柳”一句提要缩减为词调。其词曰：

欲寄意、浑无所有。折尽市桥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将放船楚江口。后会不知何日又。是男儿，休要镇长相守。苟富贵、无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

不难看出，这首词乃蜀中一位歌妓在为情郎送行饯别时所作的，而这位年轻书生极有可能是出川东下去京城杭州求取功名的。全词一气呵成、简洁流畅、平白如话，而且词风率直、柔中带刚、别具一格。

词一开始，作者便直接说出自己很想临别相赠，用以表达自己的深挚爱意、缱绻别情与永志不忘的心绪，但身无长物、一无所有，只能“折尽市桥官柳”送给心上人。折柳相送，本身就可以表情达意，但却要“折尽市桥官柳”，可见爱意之浓厚、别情之深长、相思之久远。折柳赠别，是自汉代以降常见的习俗典故，而这里却能别开生面、以多言深。

当望着有情人打点好行装，即将登上顺江而下、直抵荆楚的舟船时，这位歌妓在依依不舍中又多几分豪情壮志。尽管不知道两人何时再相逢，但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不能依恋家园、为情所困，更不能为追求“长相厮守”的甜美温馨而蹉跎岁月、虚度年华。只是等郎君功成名就、仕途通达时，不要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忘掉昔日的恩爱情分和千金一诺。结末二句，这位通情达理、英气逼人的女子指酒设誓——“若相忘，有如此酒”——如果食言而肥、人间相忘，就像面前的这杯酒，当空抛洒、弃之尘土！

正如何林辉、陈长明二位先生所言：“全词用似不经意的朴素语言，把送行情意全盘托出：情深而折柳，情真而勉励，情切而告诫、设誓，写得一波三折，造意遣辞，又复出奇出新。”陈廷焯在《词则·别调集》中也称赞其“运笔轻隽，用成语有弹丸脱手之妙”。通篇观之，明快疏朗的词风显然不同于常见的送别词的幽婉悱恻，而是朴拙率真，但由于发自肺腑、情真意切，所以读起来不但不觉粗疏浅陋，反而更感到自然清新、生动感人、意味隽永。

蜀妓，姓氏及生平不详。

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蜀娼词”部分记载：“放翁客自蜀携一妓归，蓄之别室。率数日以往。偶以病少疏，妓颇疑之。客作词自解，妓即韵答之云……”

关于这位蜀妓的生活背景，《齐东野语》如此说：陆游的一位门客自蜀地带回一位歌妓并让她生活在别室。他大概每隔几天就去探访一次。曾有一段时间，这位门客偶然因为染病而疏于前往探视，歌妓顿感怀疑而颇不安适。当门客作词以自圆其说时，蜀妓也填词酬和。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鹊桥仙》。其词曰：

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

这首词开篇三句即说：“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料想此时此刻，尽管蜀妓心中的疑云已消、冰释前嫌，但满腹的怨气依然未尽，故而以怨怒之口吻，娇嗔道：“你一会儿顿足捶胸、指天发誓，一会儿甜言蜜语、左哄右劝，动不动就是满纸的春花秋月、闲愁遗恨、相思难熬。”三句话连用四个“说”字，足见那门客口舌伶俐、能说会道、妙笔生花，三番五次说得蜀妓满心欢喜、情热意浓、信以为真。尽管这些撒娇使性的话既犀利又风趣又动听，直把人挠得又疼又痒又麻酥，但其中的融融爱意与别样怜惜之情还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蜀妓似真似假、半气半戏、娇滴滴地埋怨道：“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意思就是：原来你一直对我撒谎欺骗、虚与委蛇、阳奉阴违，这是哪个先生教你的？“脱空经”，宋人俗语，意指甜言蜜语、华而不实、敷衍应付。尤其是一句“是那个先生教底？”，便将蜀妓风韵迷人、俏丽可爱、快人快语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了。

下阕，蜀妓转而回到眼前，向门客倾诉了自己心中的诸多苦楚：“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与前相照，这里一连用了四个“不”字，说明自己因爱成痴、因情成愁、因思而懒、因怕而忧，故而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无心言语、日渐憔悴。“一味供他憔悴”一句明显化用了柳永《蝶恋花》中的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尽管她在精神上备受折磨、苦不堪言，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情意与爱怜：“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夜以继日、日思夜念，满脑子都是对你的相思依恋，

我哪还有闲工夫去怨你、怪你、恨你、骂你啊！爱还爱不过来呢，又哪里舍得去诅咒你呢？！

一个青楼歌妓，可能是怡情泄欲、消愁解闷时的“牡丹花”，但却是人间正道、纲常伦理之下的“罂粟花”；既在烟花风尘中受人呵护追捧，也在现实社会里遭人蔑视唾弃。能脱籍从良、情有所依、人有所托就算是功德圆满、梦想成真了，又有什么资格去颐使气指、争风吃醋、埋三怨四呢？

聂胜琼，北宋都下（京师）名妓，生卒年不详。

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有载，“李之问仪曹解长安幕，诣京师改秩。都下聂胜琼，名倡也，质性慧黠，公见而喜之。李将行，胜琼送别，饯饮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复留经月，为细君督归甚切，遂饮别。不旬日，聂作一词以寄李云云，盖寓调《鹧鸪天》也。之问在中路得之，藏于箧间，抵家为其妻所得。因问之，具以实告。妻喜其语句清健，遂出妆奁资夫取归。琼至，即弃冠栉，损其妆饰，委曲以事主母，终身和悦，无少间焉。”

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在其《情史》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名妓聂胜琼资性慧黠，李之问诣京师，见而悦之，遂与结好。及将行，胜琼饯别于莲花楼。别旬日，作《鹧鸪天》词……李以置箧中抵家，为其妻所得，问之，具以实告妻，爱其词，遂出妆奁，为夫娶归琼，至损其妆饰，委曲奉事主母终身，和好无间隙焉。

这两段文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聂胜琼创作这首词的背景、起因、过程及结果。

北宋时，长安军政署衙的仪曹李之问奉命离职，前往京城汴梁准备升迁履新。在京都期间，他偶遇京城名妓聂胜琼。聂胜琼聪敏灵慧、清秀俏丽、温柔大方、善解人意。真是缘分天定、一见钟情，李之问很快就迷上了聂胜琼。不久，李之问新旧公务交接妥当，意欲抽出时间返乡省亲。聂胜琼闻讯后就在莲花楼为他设宴饯行。别筵离歌之时，聂胜琼含泪唱了一段别意缠绵的曲子词。词的结末一句是：“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听到这些情意绵绵、依依不舍、凄婉伤情的词句，李之问心生怜惜、不忍离去，于是又在京城盘桓月余，但随后家里发妻督促甚急，故而与聂胜琼饮别后，失魂落魄、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归途。大约十来天后，尚在旅途中的李之问便收到了聂胜琼寄来的《鹧鸪天》一词。其词曰：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读罢这首词，李之问心中倍感凄然，而思念之情更是难以言说。他随之把粉笺秘置于箱底，但到家之后却不期被妻子发现。当妻子问其来龙去脉时，李之问毫不掩饰、如实相告。李妻看到这首词语句清健、情思细腻、凄婉感人，十分欣赏她的艺术才华，毅然决定拿出妆奁费用，帮助夫君娶回聂胜琼，让她心随所愿、终成美眷。聂胜琼进家门后，立即去掉满身的妖红冶翠、珠光宝气，像居家女子一般不施粉黛、端庄秀雅、素面朝天。在随后的日常生活中，聂胜琼勤劳贤惠、细致周到，对待李妻更是尊敬有加、礼数周全。一家人和睦相处、亲密无间、其乐融融。

这首词的上阕，直接以送别入题。与情郎拥别时，“鲜花美玉”一样的自己，深感惨痛而愁苦。“凤城”，在此指京城。与情郎饯别的莲花楼下，正是杨柳依依、风轻花落，恰好与酒宴上吟唱的《阳关曲》彼此呼应：“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眼中的青青柳色与耳畔的《阳关曲》相互交加，更令人感到杨柳依依、别情依依、爱恋依依。何况“一唱阳关曲”之后，情郎就要扬鞭催马、踏上归程了，那个心中痴爱的“人人”即将山一程水一程地远离自己。想到这里，怎么能不令人泪如泉涌、心如刀绞呢？在这里，“人人”是聂胜琼对李之问的昵称，而“第五程”言其旅途遥远。

这首词的下阕，叙说别后的心情。“相见时难别亦难”，“愁煞朝朝暮暮人”，自己很想在梦中与情郎幽会，但几次三番好梦难成。这种相恋之深、思念之切有谁能知道又有谁能懂得呢？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词的结句，也是整篇的出彩之处。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当时的客观环境紧密结合，以大自然的清冷夜雨衬托出思人的孤寂凄苦，既显得生动形象又感觉入情入理，可谓情景交融、天衣无缝、顺理成章，一如温庭筠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恰似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也像陆游妾的“窗外有芭蕉，阵阵黄昏雨”，

更似万俟咏的“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不过聂胜琼的“隔个窗儿滴到明”更让人感觉出细腻而新颖，情深而意长。尽管雨叩帘栊、泪湿绣枕，心中曾有万般凄清，但聂胜琼终能心想事成、美梦成真，也不失为一段人间难得的奇缘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