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意义和审美特性上讲，文学在文化的社会功能形态中属于既具普适性又具感召力与影响力的部分，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回顾历史，无论是文学的远传统还是近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脉显现，其中既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也具有值得今天积极吸取借鉴的精髓。因此，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作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加强对优秀文学传统的挖掘与阐发，使之成为促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推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批评，大多遵奉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指导观念，对其作品形态、艺术形象和审美特征的分析阐发，往往紧密围绕着有益于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求解与论证来进行。如果说当时的作家在创作实践上还始终存在着文学紧密地服务政治和文学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批评家在选择能够代表主流文学话语权的作品时，却基本上都是立足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指导理念，进行原则性筛选和审美内容的提纯与净化的。换个角度说，被主流批评推荐阐发的文学作品，在对生活的复杂性反映与主观性描写方面，已经与原初的文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学直接服务于政治的思想得到了纠正。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提出了“文学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为后来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文学在价值观念上的根本性转变。然而由于受政治上拨乱反正潮流的裹挟，文学批评在很多时候依然没能彻底摆脱政治思维的先决性判定习惯。从作品描写的内容出发进而判定整个文学的文本价值，在实际上形成了以鲜明的政治思维模式简单地去认定复杂的文学形态、人物形象的批评风气，这不但有违于文学批评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很容易误导对文学所描写的历史阶段缺乏真正了解而又不曾阅读过作品的青年人。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在职责上是存在着严重缺失的。
　　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来认识文学和研究文学，本身没有什么错，但说到底这还只是角度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原则，批评主体在当代美学视野和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必须结合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综合分析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在此前提下，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通过文本中的人物和生活现象的描写，探求作品中的社会人生所蕴含的文化倾向和文化意义，也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思想内涵。而处于主导地位、对作品思想艺术品格起根本支配和支撑作用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就是文本所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蕴含在作品最深层的审美质素，是需要经过细致而认真的审美分析才能真正得出来的。
　　仅从外部的单一的政治视角去判定文学，很容易将复杂的文学批评简单化、庸俗化。只有立足于文化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上，超越单一的政治思维层面而进入文化价值的研判视界，才能真正认识到，无论哪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从文化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传统资源，只有对其深入地挖掘和阐发，从开放发展的角度，发现其中的精髓、吸取其精华，促进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才能使之有益于时代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培育，进而使文学真正发挥它的潜移默化提升心灵的社会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由于政治路线影响所形成的自身复杂性，就更需要文学批评与研究发挥这方面的功能。
　　毋庸讳言，十七年文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被纳入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要求之中，从整体上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倾向与审美意识。从文学价值观的层面上，引导着创作的时代规范及语言，从而形成了政治决定论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当然，一些受到五四精神洗礼的作家，也在某些时候形成过创作上的异例与反例，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清理，那些游离于一体化之外的文学现象，经过一次次思想上的打击甚而组织上的处理，大多不得不先后偃旗息鼓。然而文学创作毕竟是创作主体在对生活体验基础上的一种能动性反映，所以，大批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一体化所规序的主流文学的常规范式之中，还是积极而充分地发挥着文学体裁的个性化优势，创作了一大批歌颂时代精神，表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崇尚时代美好品德甚而人情人性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等，立足于今天的审美视角上分析，都不乏影响深远的时代精品。
　　在小说创作中，当时的很多作家，发挥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优势，创作了一大批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革命英雄人物。像《保卫延安》《红日》《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黎明的河边》等等，这其中无论是通过宏大历史战争场面的描写来反映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还是通过战争中传奇式片断的描写来反映孤胆英雄的超人品质与思想忠诚，人们都能够从那个时代的宏大叙事所形成的艺术氛围中，感受到动人的时代品德与英雄豪情。虽然受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作家们在个体形象的塑造中，采取了偏于政治化、抽象化的英雄叙事风格，将个人情感元素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但是读者依然能够从他们那种侠肝义胆的传奇经历和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行为选择中，领略与透视到蕴含在英雄主义浪漫描述中的民族大义、爱国情怀以及关键时刻勇于舍己为人的团体意识。从英雄悲壮的牺牲与奉献中，人们感受到的，是人的精神、价值和尊严，由此升华形成的，是一种民族自尊、自信与自豪情绪，这一切作为强大的正能量，都是我们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应汲取的积极成分。
　　描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以反映农业合作化内容的创作影响最大，像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等。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由于对合作化后期的教训进行了总结，使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变得空前复杂化，包括一些文学批评与研究，也往往拿中央文件作标尺，从题材上对这类作品进行先决性地审美价值否定。以柳青的《创业史》为例，作为十七年现实题材的代表作，一直都引起过不小的分歧与争议。然而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作品所描写的农业合作化的批评视角，将文学批评的坐标点提升到历史文化的高度，就一定能够发现，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始终是围绕着人的社会价值、自我价值与时代价值来进行展现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梁生宝，是一个具有时代价值追求的先进人物，作家正是在强调传统美德作为人物行为基础的同时，着意描写了党的教育和扶持的典型环境之于人物成长的关键作用。换个角度说，梁生宝的人生价值追求较早地被时代所唤醒，他那种兢兢业业、毫不任性的“唯恐让党错宠爱了自己”的政治责任意识，那种勤奋操劳、稳重做事、谨慎做人的“唯恐辜负了互助组员们信任”的重情义守诚信的民本思想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一种勇于担当而又敢于负责的传统文化美德，这一美德所含在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今天依然体现着时代意义。包括作品所描写的转变人物梁三老汉，当年之所以引起争议，焦点则在于有人认为他是书中写的最丰满最具吸引力的人物，在审美的意义上超过了主要人物梁生宝。在那个英雄至上的年代，这种观点自然引起了争论。然而如果从文学的审美价值上来认识，这应该是正常的文学现象。从审美价值观的层面上分析，梁三老汉之所以具备文学的感染力，关键还是在于作家对这一人物的描写，超越了作品的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拘囿，而上升到了人本的高度。梁三老汉与继子梁生宝的矛盾，归根结蒂还是如何摆脱穷困以生活得有地位有尊严的自我选择所体现的矛盾。《创业史》第一部最后，互助合作取得了成功，当梁三老汉穿着全套的新棉袄新棉裤，提着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庄稼汉人群的时候，读者自然会想到作品里那句点睛之笔的议论：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还不是人的尊严吗？！按照马斯洛心理学对人的需要论来分析，梁三老汉这一形象，应该是达到了文学创作的真正的“人学”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在艺术上超越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层面的单一判定，而深入到了人物本体价值的追求。作品形象而深刻地展现出了人物一步步终于懂得了真正的“人的尊严”的艰难历程，虽然痛苦而曲折，却深刻而积极。梁三老汉在创家立业追求人生尊严的选择上，所表现出的执拗、顽固，与梁生宝不断改造自我、不断在自我反省中提升对时代发展的领悟与理解的自觉性，从作家对人物塑造所把握的文学价值观上分析，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义是一致的。在今天看来，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审美品格也是可贵积极的。作为十七年文学所创造的成功艺术形象，其审美过程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精髓，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强的借鉴与促进意义。
　　从事物发展的不可逆规律来认识，文学创作的传统应该是一个不断汲取过去的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在十七年文学的创作中，必然包含着在继承传统中体现民族当代意识和当代精神的审美追求。作家梁斌在谈到自己创作的时候曾说过：所谓民族化，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形式和技法问题，它实质上是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民族审美形态的最高表现。《红旗谱》之所以能够以独创的民族气魄享誉文坛，按照作家自己的说法，首先是在思想内容上努力的。创作中将冀中一带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作为构思的底色，注重从丰富的革命斗争历史中提炼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因素。像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老明三告冯老兰等历史故事的叙述，就极富民族色彩地反映了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传统英雄品质，以此作为主要人物的性格形成基础，进一步展示后来的反割头税斗争、保定二师学潮斗争等等，就具备了高度的艺术真实性与感染力。特别是书中对旧时代农民朱老忠的成长发展的艺术描写，作家在鲜明的阶级性描写中所渗透出的对民族性优秀品格的认定，让我们从人物豪爽、侠义、守诚信、讲义气的精神品格中，既看到了“出水才见两腿泥”的坚毅勇敢、不懈奋斗的民族韧性，也看到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正直、慷慨与仗义，还有他善于吸纳时代精神而与时俱进所带来的种种艺术情节与细节，都能让人感受到，在人物身上体现出的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浸润的色彩，表露出的中国农民传统英雄性格的精髓，仍然具有一定的审美上的广度与深度。
　　谈到文学的审美传统，十七年强调最多的自然是民族化。然而如果真正超越修辞学和语义学的形而上的理解，就会认识到，民族化观念的内含里，体现着创作主体立足于自我的民族平台上，与其他民族在交流互补中达到超越性发展的潜在追求。以十七年的代表性诗人郭小川、贺敬之为例，他们创作中所蕴含的对社会生活重大主题和人生哲理的思考，是形成诗歌抒情与哲理完美交融的基础，也充分体现着那个时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无论是贺敬之通过明丽画面与生动形象抒写赞美时代精神，还是郭小川以咏物抒怀、借景抒情来展示时代的心灵品格，都体现着明显的继承借鉴、优化调整的创作过程，其中通过民族风格所凸显出的时代精神和审美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精髓，至今依然生发着较强的感召力。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这方面，老舍的《茶馆》可谓十七年戏剧创作的成功范例。在继承古代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小说美学关于人物描写的审美优长，使话剧这一外来形式灌注进更多民族的审美因素。通过避实击虚的构思手法，从一个生活的小侧面透露出时代政治的大信息；追求言近旨丰的台词艺术，使人物形象体现出空前的历史深度与时代广度。通过社会一隅的俗常生活现象，揭示鲜明的政治主题，这是十七年文学范式规序下的机智创新。正因此，它虽然有时也遭到过冷落，甚而某些层面上的批评，但终究是靠艺术审美上的灵敏聪慧而免遭灭顶之灾的厄运，一直在当代戏剧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还是从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当代十七年文学中都蕴含着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认真地挖掘与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