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选择


　　百年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度和文化选择。文化重建和制度重构，是五四知识分子主动承担的历史使命。杨沫读书的年代，五四新思想和新文学方兴未艾，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给了杨沫最初的文学启蒙和思想启蒙。作为早期共产党员，在入党前数年，杨沫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入党后，更是信仰坚定。可以说，在丁玲、沈从文、周扬、杨沫等作家身上，完全可以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和命运走向。知识分子之于现代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青春之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转换、信仰转换和心灵转换的经典文本。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杨沫以巨大的革命热情覆盖了个人情感，以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为主线，隐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生命历程，并进而隐喻国家和民族必然的道路选择。知识分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与被改造，这个话题看起来也是老生常谈了。林道静身上的革命冲动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以往我们强调阶级论、血统论，强调五四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思想影响，那么，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文化特质看，人道主义是主导，即所谓小布尔乔亚，正因为有这种小布尔乔亚特性，所以要融入革命大家庭，就不仅要经历信仰磨砺和情感考验，还要经受肉体的残酷折磨，由此形成新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被动形成和主动消解，从中不难看出近现代中国革命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路径。《青春之歌》中，并没有从五四知识分子怀抱改造社会拯救中国的自信写起，而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投无路，作为革命思想形成的起点，也没有写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不断接受规训和自我改造的历程，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知识分子命运和道路的断代史，在这个横截面中，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改造，是女性献身革命的生命仪式，这种类宗教意识，在半个多世纪的当代史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林道静和江玫一样，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原本对生活充满浪漫想象，可惜时世艰难容不下她们的小资情调，最终两个人都选择放弃个人主义，走上革命道路。这一主体性异化为革命性的过程，实际上是清洗知识分子原罪的过程。当然，林道静和江枚并不完全相似。林道静有着更多革命动机，父亲血统为官僚地主阶级，母亲血统为农民阶级。这一出身的双重性是知识分子政治身份模糊，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的伏笔；当然，也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造和坚持毫不留情的自我改造的根源。林道静出走之路上有很多考验，甚至以死来反抗命运，绝境中，对人生的思索要来得更凛冽。在爱情和革命的选择面前，林道静倒并没有多少犹豫和痛苦，卢嘉川这个形象比较接近理想主义，这个大英雄的出现，甚至比光芒万丈的革命思想更吸引林道静，所以对于林道静而言，并不是牺牲爱情皈依革命，而是爱情和革命完全一体化成为她献身的目标，这一点从她写给卢嘉川的信中看得很清楚。江玫其实是一直在爱情和革命的天平上摇摆的，虽然她同情革命，也有萧素的不断感召引领，但她是后来得知父亲之死真相，才坚定了革命信念的，阶级身份并不是她革命动机的前提。当然，我们回头看，丁玲在《韦护》时代的几篇小说中，对于革命与爱情有着更复杂幽婉的表达。丽嘉、美琳和玛丽无论选择革命，还是因为不革命被抛弃，都具有两面性，选择革命的美琳身上有着盲目性，丽嘉和玛丽却不乏批判精神，这当然也可以用来剖析丁玲的双重人格。比较而言，杨沫的写作姿态就相对简单得多，大历史已经确定轨道，个人所有异样的时代感都被收紧，外在环境的改造力量，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起始于重塑三观，终结于队伍纯化。
　　男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保持了双重性中的另一面。杨沫和宗璞对这一点的处理方式很有意思。余永泽和齐虹这两个形象都是作为革命的对立面来塑造的。这两位西方人文主义者，都是名牌大学的优等生，虽然专业不同，但都爱好文学艺术，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作为不革命的典型，余永泽躲进小楼成一统，齐虹去国离乡远渡重洋。余永泽其实是更标准的五四知识分子，身上有着浪漫主义诗情画意，思想里包含着自由主义政治观。继承的是胡适的思想理路，当然也不乏鲁迅式的对民众的不信任，以及对群众斗争的反感。鲁迅早期同样是个人主义至上，并且始终对于庸众不信任，余永泽的洁身自好，安分守己读书向学本身并无过错，在大时代里，因为没有跟上历史的洪流，就成了反面典型。齐虹同样很优秀，热爱音乐，艺术感强，和江玫有很多共同语言，并且同样有着本能的人道主义情感，这位银行家少爷并不恐惧和憎恶底层社会，相反，某种意义上他对社会黑暗有着甚至比江玫更清楚的认识，只不过他崇尚自由主义，个体关怀胜过了社会关怀。其实在丁玲笔下，也有着同样的男性形象。《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的子彬就是余永泽、齐虹这个群像的先驱，至于小说中若泉扮演的则是卢嘉川的角色。这些人在大时代浪潮中没有选择进步，而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走上了逃避革命之路。多年以后，当杨沫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出卖她的，恰好是她的丈夫和战友；保护她的，是被她抛弃的恋人和反革命。这个历史的症结，大约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吗。


　　革命与爱欲的彼此投射


　　革命加恋爱不是杨沫发明的，也不是宗璞的创造，上世纪20年代末期革命文学萌芽阶段，就戴上了这个万能的面具。而革命与爱欲问题，向来为很多学者关注，个人成长与家国理念，左翼革命与性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越是意识形态的正面表达，革命与爱欲的关系愈暧昧，身体、情欲、都属于革命，肉体献身就成了灵魂献祭。《青春之歌》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在林道静的成长中，隐含着三重意味，个人命运史、小知识分子命运史、共和国命运史。从一个敏感多情的小知识分子，到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波诡云谲？那么，为什么女性作家更喜欢选择女性主人公成为革命话语的承载者，女性献身革命的原动力是什么？女性自我解放依赖于男性的社会解放。男性的引领和退场，留出的空间，是一种让渡。那么，是因为女性更容易规训，被召唤，并且缺少自我反省？表面看，革命是社会行为，爱欲是个体行为，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谈到：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都是“爱欲”(Eros)的表达与安置，爱欲之“解放与压抑”的冲突是文明的永恒主题，同时发生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而携带着小布尔乔亚基因的秋白临终前也不免感慨万千：枉抛心力作英雄。这真是令人仰天浩叹。
　　女性的爱与献身，体现的是对一种精神信仰或者情感彼岸的皈依。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自我实现等，是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林道静作为大家庭的叛逃者、进步思想的宣讲者、小家庭的否定者、大革命的追随者，不能说没有自己对于人生和世界的判断力，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显然比江玫时代来得惨烈，她的革命冲动里，不乏为爱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当然，反过来，这种献身同时力图表达的也是对党和革命的绝对忠诚。在闪耀着革命光芒的卢嘉川面前，余永泽的骑士风度变成自私平庸，狭隘乏味。这种话语置换也很有意思，在两套话语体系中，林道静服膺于革命口号，而舍弃了自己的五四知识分子背景。与陈独秀等人不同，余永泽不是从革命队伍中被清理出来的，他只是自动站在了大时代边缘，静观世事、独善其身。卢嘉川的叙事意义在于承前启后，接续知识分子某些不能落地的理想，同时又以他的死亡，宣告这种理想与现实制度选择没有必然联系。江华的阶级身份更纯正，也就最终成了林道静最恰当的革命伴侣，至此，爱情已经完全政治化。江华在政治上代表最进步力量，从文化意义上看，则缺少卢嘉川身上的理想主义和人文情怀，当革命以牺牲自由人性为代价，征服社会的同时，还意味着征服女人，红色书写的话语逻辑值得深思。无论当年把不革命者妖魔化，还是今天把当年的革命妖魔化，皆非正途。此时，男主人公作为党的化身，作为历史的创造者，革命话语取代个人话语，革命同志式的婚姻背后，是绝对正确的父权文化专制，女性本能和内在声音受到时代和自我双重压抑。林道静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参与历史建构的宏大叙事，看不到女性被改造被遮蔽的性压抑。江玫的革命理念，则几乎被情爱叙事消解了，至少弥漫在小说中的感伤情绪，让人猜测良多。在她潜意识中仍旧不断生长的性别意识，几乎像那个小盒子里的红豆，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可以蓬勃生长。林道静则不然，她的革命理念取代了个人反思，也没有矛盾挣扎，个人解放和家国解放之间没有裂隙，几乎铁板一块，革命加恋爱，本身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和性权力两个方向，一方面革命男性更倾向于禁欲，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排斥个人情爱和欲望；另一方面，女性的革命精神又往往体现在对个体欲望的自由表达，甚至过度张扬。个人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就是一条虚幻之路，革命叙事中，女性往往作为革命的对象，或者作为革命的镜像，总之，不存在独立的自我价值。在宏大的历史关怀之中，爱欲就这样不断被革命化、被政治化、被历史化。


　　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


　　作为一部小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青春之歌》在表达革命青年的感情世界裂变和政治意识形成等方面，都具有超越时代的史料价值。在革命话语和情爱叙事之间，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追问的。既是关于共和国道路选择的寓言，女性成长更像是毁誉参半的革命镜像。林道静是早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重叠，她的思想转换里，有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潜在话语。其实抛开这一局限，我们去看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断裂，就会发觉，这不仅仅是五四思想解放与左翼革命的断裂，也是现代与传统的双向对照。余永泽和齐虹在小说中清誉尽毁，算是写作者对于自己曾经的民主背影一种完全彻底的告别。林道静的转变，不仅仅是向她那不清白的出身告别，还是向她的读书时代告别。出身悲剧与苦难意识，被转换为革命基因和政治诉求，林道静的成长因此更合乎革命逻辑。余永泽的胡适主义思想背景，被杨沫钉上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耻辱柱，林道静与余永泽决然分手，算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精神转向的前奏。血统论，一向是革命文学的起点之一，革命伦理中不乏反智主义倾向，对于知识分子的抵触和批判，不是孤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