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原名《王荆公》)写于1908年。这一年，梁启超特别忙。算来他已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10年。

　　此刻的梁启超只能暂时退居书斋，“专心从事著述”。(因为梁启超领导的立宪运动受到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打压，本人也成为清朝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而且，他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累日重，开销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济，他几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也提到，他目前正“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对于政治事业并没有“灰心放弃”，一边读书著述，一边通过书信指示国内的前政闻社社员继续从事宪政活动，继续为立宪事业大声地鼓与呼。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撰写了《王荆公》(今名《王安石传》)一书。

　　近千年来，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人们把他当做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诬蔑为“祸国殃民”，北宋灭亡的责任也要让他承担。梁启超写作《王荆公》一书，就是要为王安石辩诬，就是要翻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大冤案。

　　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知识界的共识。钱穆曾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看来，在那个时候，谈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而梁启超的不同，则表现为他在谈到王安石及其所创新法的时候，“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读者可以将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相互启发。比如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做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做“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他还称赞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并以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总之，在他眼里，“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这当然有他的一厢情愿，但也要看到，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一改近千年来的否定而为肯定，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并使其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到了梁启超的时代，中国人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知道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不再迷信那些空谈义理的儒家经典，也不再担心讲经济，将利益被人指责了，他们面对着列强的欺辱、侵略，国家的衰微、腐败以及经济的凋敝，军队的涣散，官吏的腐朽、糜烂，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一种可以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于是，王安石就被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成为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

　　后来的孙中山、蒋介石，都不同程度地因袭了王安石的思想，那时，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亟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作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

　　胡适后来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王安石式的人物也还在重复王安石的命运。梁启超是王安石的知己，他作《王荆公》一书，在20世纪是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安石得此知己，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