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能说自己是被谁骗去看《三枪拍案惊奇》的，人必须要诚实，张艺谋不是那个经常向我们手机发银行账户的我们不认识的人，但是钱还是汇过去了。通常这种事情的发生，要怪我们自己没有判断力。

　　这是在这个冬天中国电影院通常发生的一幕——— 票常常是售罄的，持票的幸运儿总能听到上一拨观众走出影院时“怎么这样差”的抱怨，然后再前赴后继挤进去——— 周而复始。显然，这要归结于公众对中国电影导演排行榜“南坡腕”(NO.1)的种种期许。

　　古往今来，雇凶谋杀自己老婆和老婆情人的这种事总会让男人盘根错节地遇到很多麻烦，而且事情本身就很危险——— 让一个你信不过的杀手去杀让你信不过的女人和她的情人。而事实上，这些生来痛苦的男人就是这样纠结地生活在很多时代的很多角落，他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 自己没有勇气面对这样的背叛，便把仅存的一点点尊严交代给“赏金猎人”。

　　这就是《三枪》故事的起因和大部分的立意所在：劝女人出墙，也劝男人揭瓦上房。难怪影片会激怒许多平日贤良的批评家们，说它宣扬谋财害命的技法，并且诲淫诲盗。

　　如果你非说《三枪》是专为探索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婚外情这样的社会疑难杂症的话，我必须说是你让张艺谋背负了一个巨大的包袱。而我在奥运开幕式之后看到的张艺谋却是一个轻装上路的人，举手投足间都能看出他的低调——— 混迹于娱乐界的高端，却没有担当任何道义和责任。

　　也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我猜测张艺谋醍醐灌顶般地发现春晚小品可以解决中国社会许多问题。至少，我逗你开心总不会错吧，我咯吱你你不会骂我吧，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于是，简陋的令人发指的电影里，被刻意埋伏了很多很无聊却很有“心机”的笑料，引爆了坐在我身边许多“三线城市的县城”(韩寒语)人。这些人笑点极低，极擅于配合，我被裹挟在他们中间，为了不显得很不合群也常常敷衍地哼哼着，权当是满足他们大笑时相互交流的眼神。在脸部极其不自然地反复抽搐的这89分钟里，我耐心地听着小沈阳在春晚里重复过的台词，看着佟掌柜唇齿依旧却更俗更艳的扮相，极不情愿地附庸着“三枪”的“跌宕”和一直没有找到的“惊奇”。在没有惊奇的看片现场，我却惊奇地发现不只女人的“叫”有假，男人的“笑”居然也有假，而且就发生在我的脸上。不经意间，一部充满老谋子“心机”的烂片逼出了自己暗藏的伪善。

　　与《三枪》相比，科恩兄弟在《血迷宫》叙事构成的处理上就要单纯、缜密得多，尽管他们那时还只是初涉“黑色电影”。影片中的事件与人物似乎是极端偶然地、未经修饰地被摄入了镜头，我们感受到的却是镜头这个“沉默的目击者”异乎寻常的冷峻，和对残酷现实的无动于衷。

　　张艺谋在《三枪拍案惊奇》中塑造的张三、李四们却是完全的脸谱和程式化的，谈不上对人性有什么探讨。所谓“惊奇”也早在波斯商人出现时就提前揭晓了，因此没有借口让人拍案，故而通篇找不到值得呼喊的高潮。

　　从《血迷宫》的四条死鱼到《三枪拍案惊奇》的两个肚兜，从Zippo打火机到孙红雷的烟斗，从保险柜再到保险柜，却让我看到了一个导演是如何才思枯竭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看过很多导演低谷时期的作品，它们的共同点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票房惨败。但在这部显然是张艺谋低谷时期的作品中，我们恐怕将看到一个导演付出和票房两方面都相反的结论。

　　而这，和看完我的文章你仍然趋之若鹜地赶到影院一样，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恐怖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