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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听风云3》:提出反思,却失于简化
    • 作者:赵立诺 更新时间:2014-06-09 03:27:30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901

      从2003年的《无间道》一路走来,香港导演麦兆辉和庄文强经历了《关云长》的失利和《窃听风云》系列的崛起,又在2014年5月底推出了新片《窃听风云3》 ,作为该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与《无间道》系列故事和人物一脉相承有所不同,尽管《窃听风云》系列始终坚持了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的阵容搭配,但每一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在第三部中,麦兆辉和庄文强充分秉承了《无间道》以来所追寻的目标——让“香港制造”成为自己的标签,从而将对香港历史和港地文化的反思以及对现代媒介的反思结合起来,力图在一个人物众多、情感充沛、关系复杂的故事中建构一个具有多种面向的文化反思的香港电影。
      《窃听风云3》以香港为例,首先提出的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与人类自我救赎之间关系的问题。电影的开篇为我们介绍了故事的大背景——香港殖民时期的“丁权”政策。从序幕时的灰黄色调与正式开始后以金黄为主的明亮色调中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将“丁权”这一核心矛盾点刻画为一个农耕文明历史的代表元素,而将“陆国集团”放置在一个资本推动的现代文明的角色之中,从而建构了一种来自于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二元对立:若要按照资本主义逻辑,必须摒弃农耕文明的一切。这不仅仅是“地”的问题,更是一个文明形式的问题。
      在电影中,导演为我们揭示了血淋淋的现实——金钱无法挽救人类逐渐沉沦的精神和道德,反而逐渐成为封锁兄弟情、爱情、父女情的桎梏。从农业社会一路走来的人们已经在资本大厦所浮现出的光怪陆离的表象中失去自我,所有的人情、人性都似乎成了资本的对立面。为了在这金钱的世界中拥有一片天地的新界陆家兄弟,不仅抛弃了最基本的情、义、理,并且让自我成为资本利刃下的脆弱个体。最终当“窃听” 、“偷拍”进入到主人公们糜烂的个人生活时,所有以为站在资本顶峰的人们却在瞬间被资本一直以来所遮蔽起来的刀锋毁于一旦。
      在这个层面上, 《窃听风云3》为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如何达到人类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层面的救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列奥·斯特劳斯认为,人类企图通过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从柏拉图笔下的“洞穴”中拯救出来的理想,已经宣告失败,因为资本只能将人类引向“洞穴”的更深处,而不是光明的未来。他的思想与影片可谓不谋而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传统农业文明以来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时代的陨落,以及对那些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农耕文明的求助,与重新建立和谐关系与真正自由的渴望。
      除此之外,这部电影并没有止步于这一问题的提出,而是进一步接入了对“媒介文化”的反思,将其楔入了在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早已脆弱不堪的人性里。在当代,智能移动媒介的普及、视频监控的无处不在曾经让人们对文明发展、情感交流和人身安全怀抱了新的希望,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所有的监控设备、所有的通讯设备和无所不在的高速通讯网络,已经将这个世界编织成为一道密不透风的网络,而我们却浑然不觉。作为身在媒介群体中的电影艺术,也已经一再提出问题,无论是科波拉的《对话》 、索德博格的《十一罗汉》还是沃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国》 ,这些电影都不断在向人们宣告着媒介在安全问题上的背反,以及为人类自身所带来的精神枷锁。
      遗憾的是, 《窃听风云3》未能将提出问题的敏锐度在反思中坚持下去。电影将农耕文明和资本文明的关系简化为一种二元对立,这本身就有回避深入问题的嫌疑,更不用说采用了让所有为了资本而丧心病狂的人物都死亡作为结果,却留下了最为阴险、最能代表大资本的陆金强的叙事方式;同时在影片的结尾处,一个阿祖种地和“丁屋大厦”在幻想中倒塌、恢复到若干年前农地的画面也显得过分刻意,使得观者不得不对这种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解决方式提出进一步的质疑:农耕文明是否代表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回到农耕时代就能够拯救人们沉沦的内心吗?难道回到农耕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危机、女性地位低下等问题就可以轻易解决?这些问题是电影所抛给我们的,却也是导演最终未能解答的。
      在媒介文化的反思方面,作为点题之笔的监控和窃听也未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对话》最终带给人们无处不在的媒介恐惧相比, 《窃听风云3》仅仅做到了让媒介所建
      构的网络形成一种技术奇观和一种必要的剧情推动元素,而未能触及智能移动媒介的本质问题——监控本身的意义在于一个“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人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人类如何处理自我身体的问题上,正如《楚门的世界》 《放大》 《后窗》等电影所思考的那样。在这种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的建构上, 《窃听风云3》突然之间失去了力度——它仅仅是惩罚了观看者,让罗永就与陆永瑜双双丧生于他们的偷窥场所,但这不仅没有加重人的自由与媒介之间的矛盾,反而将媒介的地位降低至一种斗争武器,正如最后一场植入广告明显的撞车桥段一样不尽如人意,因为在这样的展示中,媒介和汽车的文化意义都被创作者过分简化了。
      无论如何,这部电影依旧给人以希望,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香港导演北上这11年以来找回“香港电影”的新可能——这不仅仅源自于这部电影中演技精湛的香港演员们所带来的浓浓“港味”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根植于香港所独有的历史,建构出一种来自香港本土现时的文化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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