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非虚构文体，报告文学在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历史与呈现现实方面具有独特的文体优势。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对诸多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社 会问题的关注与叙述再现历史长河的震撼与壮阔，呈现现实生活的生动与丰富，塑造形态各异的人物，成为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相比于其他的文学体裁，报告 文学在表现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时无疑更具有“直接性”，对读者也更具有“可信性”和冲击力。铁流、徐锦庚的报告文学新作《国家记忆》即是能体现报告文学这 一文体优势的优秀作品。在这部以革命历史与农民传奇为主要线索的报告文学中，历史的跌宕转合犹如一出出高潮迭起的戏剧，扣人心弦，惨烈却又顽强的农民抗争 运动像一幅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画卷被重新铺展在和煦的阳光下，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无论是题材的新颖，结构的巧妙，还是细节的丰厚和人物的典型性，都值得称 道。

　　首先，题材选择的精妙性与惟一性。好的题材是报告文学成功的一半。《国家记忆》巧妙选择《共产党宣言》初版本在山东的流传史为切入点，并通过 《共产党宣言》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山东广饶地区革命运动的影响来介入宏大的中国革命历程，显示了作家敏锐的题材触觉和对历史进行探究、发掘的非凡功 夫。围绕这一引人入胜、独一无二的题材，作品以点带面，将历史的隐秘和历史的真相层层展开，山东广饶的革命运动与整个中国宏大的革命历史互相呼应，给读者 以强烈的情感与思想冲击。作家潜回历史的现场搜寻并整理历史碎片，细致梳理环环相扣的历史脉络，在浩大的历史场域中重构并再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这片广 袤土地上散发出的巨大力量。而山东广饶地区农民运动的鲜活展示则将读者带回了那个风雨如晦、贫穷黑暗的时代，在革命先烈的勇敢赤诚之心以及一幅幅鲜血染红 的战斗画卷前，每个人都会被历史的硝烟所裹挟，都会在追忆历史的过程中对现实与自我有深刻的反思。

　　其次，双线结构的巧妙设置。《国家记忆》精心设置了两条情节线索：一是《共产党宣言》诞生、翻译、传播的历程。在作品中，作家以广阔的历史视 野，追溯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生命历程以及当时欧洲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深入揭示《共产党宣言》诞生的时代背景及本质意义，从而从源头上厘定了《共产党 宣言》的阶级属性。与此同时，作品对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形势也有着深入细致的呈现，从有识之士的海外留学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再到《共产党宣 言》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传播与沉浮，这一重要革命理论的“东渡”之路充满惊险曲折，可谓惊心动魄。二是中国革命波涛汹涌、星火燎原的历程。这条线索中，既 有对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革命活动的追踪，又有对山东尤其是广饶地区农民革命运动历史的呈现。两条线索既平行又交叉， 表面上彼此独立，实质上遥相呼应，多重的叙述结构使得整部作品画面宏阔、意蕴丰富，极富立体感。作品中，《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隐形于奔腾 的革命洪流背后，作家通过援引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共产党宣言》的评价来构建这一国外理论书籍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而对《共产党宣言》在山东广饶地 区历经战火而得以保存的传奇经历的叙述则令这种联系更加具体而生动。

　　再次，写实性与文学性的成功融合。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写实性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属性，而“文学性”在某些报告 文学作品中则显得相对匮乏。《国家记忆》则在写实性与文学性的融合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一方面，作家充分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和写 实的原则，始终以对历史现场的还原作为艺术的目标，另一方面，作家又对文学想象和心理探究情有独钟，并不时赋予作品以浪漫的元素，在“文学性”的植入和建 构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尤其表现在对广饶地区革命者群像的成功塑造上。作家在收集和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的想象探究历史人物的内心和情感，力 求在战斗细节的再现中塑造英雄人物。邓天乙、王尽美、李耘生、邓恩铭、延伯真、刘雨辉、刘良才、刘白贞……这些在革命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先烈被作家以充满故 事性的“列传”形式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们的故事虽未单独成章，但作品对其个体生命历程“列传”式的完整叙述，以及对“觅汉增资”、“吃坡”、“砸木 行”等斗争行动小说化的细致描摹，则将人物的传奇性和人格魅力展示得极为细腻深刻。可以说，《国家记忆》叙述张弛有度，丝丝入扣，从人物到情节、从语言到 心理，都具有超越现实的张力和意境，显示了极强的文学性。

　　总之，《国家记忆》是一部再现历史、直面现实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对于当今时代如何面对历史、如何直面现实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面对辽阔的历史，我们要做的不仅是铭记历史，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并反馈于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