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触神话很多的人，不可能不产生诗意。法国哲人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与其说追求诗意，不如说崇尚真理，读其对话体自传《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却既可带来诗意的快感，也会带来思辨的愉悦，使情与智巧汇一炉。

　　何谓诗意？意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可说是为理性，理性式思维；不可说，自然是进入另一种“传达”，如音乐、如绘画、如禅、如悟。之所以把施特劳斯列入诗化哲学，恰恰缘起于他对真理陈述的质疑。进而言之，人们看到的正好是他的那个有名的阐述。也就是人们熟悉的结构——比较——转化的概念。具体而言，“一个词的意思要借助一些词来说明，而这些词的定义反过来也要借助一些词来说明，而这些词的定义反过来也要借助其他的词来说明。”如若真理的陈述陷入这一怪圈，那么陈述真理的手段即语言本身就值得令人怀疑了。而诗化哲学，从叙述返回到中断叙述，以其“朦胧”、象征、歧义等“功能”，渲染一种氛围，达到理喻与领悟的边缘，恰好是从哲学返回到诗歌或诗思。

　　列维和埃里蓬在此传记中曾就某些民族虽具逻辑抽象能力，却没有完成向哲学理性的过渡这一话题进行讨论。这里的“抽象能力”颇为令人产生“怀古之幽情”。我国哲学的一语道破的能力，在古代本已十分发达，但这种发达往往停留在大部猜测的阶段。这种箴言警句式的论断一直以来，未见有任何实证的、推理的发展，抑或即便产生过这一类的论证，其影响也远不如西方哲学的影响及其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含西方)猜测式的论断产生的一如“道可道非常道”一类的诗化内涵，列维也有类似的见解。他十分欣赏卢梭的观点。卢梭说过，“最原始的语言都是诗歌般的；推理只是较晚的思维。”(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回到原始的社会、神话的语言中去，当然是人种学家的极大乐趣。虽然这种乐趣导致有人抨击他们“好像到了空间火箭和氢弹时代，仍然想念天堂一样”。这一类企望用天上的尺度衡量地上的事实抑或相反的观念，都在或多或少地说明，当代哲学的某种怀古与复兴的意义。而诗化哲学本身，就含有回返到古代仪式与规范中去的诉求。

　　这一诉求按照列维的观点，就是不断地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进行转化的摆渡。的确，任何一个古代的仪式本来就是和古代的诗歌联系在一起的，而古代的诗与歌又是为独立的联合。比如在古代希达查人那里，经济生活是同宇宙观、人生观联系在一起的。从希达查人以一个猎鹰仪式的规范，人们注意到下到陷阱中去的猎人，通过一种诱惑，使实际地位很高的老鹰就范。这是一种“借喻”，一种由行为而情绪而言语而语言的诗歌，与列维在其他章节中阐发的各种转喻的隐喻，一并可归为诗的因子。

　　本来，诗歌创作的现代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时空的跨越。庞德所说的“愈古典愈现代”使得J.S。艾略特的共时性理论得以发扬。而施特劳斯的原始“崇拜”，则进一步把我们引向这种向后看的幻想。这种幻想，在结构主义者的大脑中往往“对联想进行诗歌式的排列”。而这种排列本身往往不是一种归纳，而是一种总体的把握。这种把握也十分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思维特点。具体而言，列维认为笛卡尔的“将难题理解为应有的部分”之观点，应该为“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的观点所代替。这种整体辩证的方式不是很容易使我们想要时下已被旧话重提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吗？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是所谓神话这“人与兽尚未区分的故事”。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尽管犹太基督的传说费了不少笔墨掩饰这种情形，但是对于心灵和精神来说，好像没有任何情形再比这种人与其他生物共存，与它们分享一块土地，却又不能与其交流的情形更令人伤心、令人气愤的了。”人文主义的缺陷恰恰是人们往往不愿承认的，也就是人的地位的提高，人与自然、野兽的划界，“也削弱了人的地位”。这种思维是十分当代的——对西方人说来，也是十分中国的——我们自古已然。进而言之，列维认为，“现代科学得以创立”是以可感知的材料和不可感知的材料之间的决裂为代价的。但是，他说：“我却觉得，所谓‘原始’民族，他们的思维由于始终反对这种区别，所以一直在可感觉到的性能上进行自己的全部思考。”于是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诗歌或诗化哲学而言，是否存在一种在感觉以后会有更好的理解而不是在理解以后会有更好的感觉的问题。至少人们在对诗歌的音乐性要素提出理解时，往往以失败告终。故而，列维才不断地在他的著作中强调，“在所谓原始民族的思维和我们的思维之间没有鸿沟”。此话也对也不对。当技术的力量和人文的力量产生了极为理性的、权利的和非诗化的思维时，这个世界在愈来愈弱化的艺术空间里追随时间的飞速发展，只有像列维一施特劳斯那样，把人们从艺术的边缘拉回到并不实际的思考当中，也才有这种鸿沟的跨越。

　　列维十分忧虑地写道，当人们不再深入实地亲临那种当代原始社会时，当他们普遍运用第二手材料进行研究和思维时，他担心，“谁又知道在极有危险变得一模一样的人类中会不会出现新的差别呢？”

　　这种“一模一样”的东西一向是诗歌之大忌。而陌生化效果之追求是诗歌存在的前提，已是尽人皆知。那么，当今社会无论东西方，是否真的需要这种由衷的个性与陌生化呢？人们对此尚难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