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思想和文采是报告文学的三元素。报告文学拒绝“零度情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一定要有充沛的激情，对现实生活、对他笔下的人物，要充满感情和热情。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写出一部带有情感温度和热度，并因此能够温暖读者、感染读者的好作品。年届古稀的张雅文就是这样一位富于激情和思想，同时具备很高文学素养的作家。

　　提起张雅文，我就想到她的人生传奇，想到她的自叙传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生命的呐喊》。她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作家，以一个女性之身，不懂一句外语，竟敢孤身一人深入战火纷飞的车臣，人地两生疏的韩国、比利时等地，采写创作出《玩命俄罗斯》《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众多优秀报告文学。即便是在如今堪称“功成名就”的她，依旧兢兢业业地耕耘在“最吃力不讨好”、最需要下苦功夫的报告文学的园地上。自2012年起，她又独自前往香港等地，采访创作了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 《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是什么推动着、鼓舞着张雅文这样一位并不年轻亦不强健的女作家，去扛起这样一项苦力活呢？

　　在《百年钟声·后记》中，她说，作为一名写实作家，就像运动员渴望赛场一样，她渴望着“生命的再次勃发”。她把自己比喻成“燃剩不多的蜡烛”，“只希望这人生不多的烛光能照亮我的心——一个中国人真实而坦荡的良心”。那么，这良心，这种知识分子的良知，究竟又是什么？

　　《百年钟声》 是以文学的手法，书写香港的百年史。作者选取的切入角度是独特的、个人化的。她非常注重脚踏实地田野调查式的采访和资料搜集，重视第一手资料和自己用心去采集来的有关香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在重视描写重要人物的同时特别关注普通人和底层百姓，努力让自己的作品真正包罗香港社会万象，涵括香港的昨天与今天。作者亲临现场采集素材，是一项高难度系数的工作，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很多人不接受采访或无法采访到。但是内心的激情和热情鼓舞着作者。她改变了自己原定的自上而下的采访方式，更多地走进光怪陆离的香港世界，走进社会民生、教科文卫领域，走进特首办公室、廉政公署、慈善家，走进小巷、“笼屋”贫民区、医院、大学等等，力争全方位、多视角地深入了解和熟悉“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触摸香港社会的当下脉搏，揭示香港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民族精神。借助自己“局外人”的冷静观察，张雅文发现了香港人的品格和特点，如爱国和对祖国的认同感是香港社会上下的主流思想；如拼搏创业与大爱慈善、民主自由与遵纪守法都是香港人的共性。与此同时，作者亦不回避香港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爱之愈切，责之弥深。

　　这是一部邀约之作。张雅文之所以接受这样的一次约稿，既是由于创作的领域于她而言充满挑战意味，更是因为这样的创作选题完全契合她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可以很好地传达其深切宽广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怀。她通过生动记述承载了中华民族屈辱与苦难、抗争与奋斗历程的香港百年史，力图揭示出一个东方大国如何从昏睡中觉醒与奋起。作品用很多笔墨记述当年的鸦片战争导致中国的“丧子之痛”——割让香港。正如闻一多《七子之歌》中所咏唱的那样“哭泣嚎啕，呼你不应”。一百多年的屈辱，也带给中国一百多年的教训和启迪，那就是弱国无外交，那就是中国人决不能再自相残杀、窝里斗，那就是中国决不能容忍和滋生贪污腐败……

　　作者自始至终都带着一股强烈而炽热的爱国情、民族心在书写，在反思。她笔墨下的历史人物，无不性格鲜明，领导人邓小平、廖承志、周南、鲁平、陈佐洱等，特首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等，企业家曾宪梓、邵逸夫、李兆基等，他们展现出的历史遭际与人生阅历，也恰如其分诠释了什么是民族信念与大公大义。

　　在张雅文的心中，也是通过创作延绵不绝寄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记住历史，不忘过去，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