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文学作品，总会关注这个作品有没有打动我的东西。有时，那动人的东西是被掩盖在叙述中的，或被掩盖在某种形式里面，我不能肯定这是优点还是缺点。余艳的《杨开慧》让我读着读着，逐渐感觉到作品内在的光华从叙述中透射出来了。

　　首先打动我的是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当代世界人们对纪实文学作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很多纪实文学作品缺乏文学性，难以让人在阅读中进入欣赏的状态。余艳写过不少小说，这次走到纪实文学领域来，对她可能是一种约束，却也可能带来一些进步。在余艳笔下，杨开慧这个人物性格鲜明。比如写杨开慧的感情，爱和意志，写她自小就非常敏感，长期非常自尊、自强，这些都是性格方面的表现。随着作品的进展，我们还在杨开慧身上看到不同于传统中国女子的性格。文学作品有没有写好人物，这个人物有没有性格或鲜明的个性是重要标志。这一点，无论是虚构的小说还是非虚构的报告文学，都是极要紧的。个性，并不是那种故意写出来的与他人不同的东西，而是人的品格中那种坚定的，不为压迫所变、不为利益所移的性质。作品中杨开慧不为人迁就的爱那么鲜明，而且，她的性格凝聚着家庭教育的特征，打着她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杨开慧，出现在中国20世纪的早晨，俨然是闪耀着新世纪曙光的新女性。

　　《杨开慧》集中描写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也写了毛泽东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的相爱。我以为这个作品不是写婚姻，而是写了超越婚姻的爱。体现在杨开慧身上的爱，包括当她听说贺子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有关消息，她心里非常纠结、痛苦。杨开慧的心情与心境，不是作者余艳能随意书写的，其真实性建立在杨开慧的手稿中。杨开慧把手稿封在家乡板仓住宅的墙壁里，直到1982年当地政府修葺其旧居才被发现。《杨开慧》主要是凭借杨开慧手稿来展开情节的，这就使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地面对杨开慧的灵魂，倾听她心灵的诉说，她的情感、她浸透着爱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灵魂的升华。她把她的倾诉全部封存在墙洞里，余艳在作品中写道，那安放杨开慧手稿的墙洞成了她“精神的闺房”、“心灵的邮箱”。

　　在杨开慧手稿中，有一句“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不论世人对这句话是否认同，它是杨开慧的心声，出现在中国20世纪早期，这声音是惊世骇俗的，也是我们理解杨开慧婚姻观与爱情观的一把钥匙。这句话写于她夜不能眠，万分思念毛泽东而又内心纠结的时期，透射出的是一种超越婚姻的纯粹的爱。这种爱产生于杨开慧心中是有深刻基础的。她生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二年。1916年袁世凯猝亡，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一个社会的黑暗，莫过于外患侵凌、内政混乱，无法无天。杨开慧16岁就接触到了这个最黑暗的社会。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会，同年首次来北京并曾在老师杨昌济家中小住。正是这期间，18岁的杨开慧与25岁的毛泽东萌生了相爱的情愫。1919年，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查封，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也住在杨家。这时的杨开慧已读到毛泽东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对毛泽东深为敬佩，他们的相爱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1920年冬，杨开慧提着一个装着衣服的小箱子，独自来到毛泽东所住的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宿舍，与毛泽东结婚。这里没有嫁妆，没有花轿，没有新房，没有酒席，但是有爱。杨开慧正是以这种不要一切仪式的结合，热烈地表达她深刻的爱。

　　杨开慧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都不理他。我是真爱他呀。天，给我一个答案吧。”这段话后句中的“他”，指的是毛泽东。余艳接着写下，其实答案早有，就在杨开慧自己身上。余艳写出这句话是不简单的。真正深刻的爱是出自心灵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是因为杨开慧有她的理想、她的追求。这个作品，写的就是杨开慧十八九岁后的选择，她心中的爱。

　　这爱，还基于对毛泽东的深刻理解。作品里写杨开慧早就说过，毛泽东不会去法国留学。确实，毛泽东在送战友启程赴法勤工俭学时，有人为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革命不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在中国的现实中寻找救中国的道路已思索得多么深。此后，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杨开慧一同参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渗透了杨开慧诸多细致的工作，包括案头文字工作。

　　余艳在作品中问，杨开慧为什么要写下那些遗稿，写了又为什么要把它埋进墙里去？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她不能让国民党看到，也不能告诉孩子。她心中回旋的话，能与亲人讲、与挚友讲吗？他们能理解她吗？为什么不能讲？这里真正的秘密是她深爱毛泽东，要维护毛泽东，惟恐自己说出什么有损于他。

　　杨开慧书写那些手稿的过程，是她不停地理解毛泽东的过程，最后她真正完成了从婚姻到爱的解脱，这解脱就是爱的涅槃。用杨开慧手稿的话说就是，“我是为他而生，我为信仰而死。” 这个作品写出了杨开慧、毛泽东为救中国而共同投身的信仰，写出了杨开慧为爱和信仰全然投入的状态，一个新女性的爱情观和生死观。

　　这不仅是作品的思想，更是人物的境界。当杨开慧完成了一个用文字梳理自己精神的过程之后，她把文稿封进了墙壁，如同一个仪式。她要求组织上安排她工作，因为她不满意自己在东躲西藏中度日，在不同的地点继续与毛泽东共同奋斗。这是她被捕的真正原因。入狱后坦然赴死，那是她早已准备好的。我在杨开慧形象中突然看到了“死神”的光芒。死神是了不起的，死可以称为神，因为它是不朽的。杨开慧入狱后不是无可奈何，而是始终保持着积极的状态。她叮嘱亲人从狱外给她捎来口红等化妆品，就义前，把自己打扮漂亮，清清爽爽地走出去，所有这一切从心灵到外表，都有一种神性的美。余艳感觉那安放杨开慧手稿的墙洞犹如她“精神的闺房”、“灵魂的邮箱”，我则感觉那是她“灵魂的神龛”。

　　我因此想起了屈原的《山鬼》。蒲松龄所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那骚，是离别的痛苦，也是渗透灵魂的爱。山鬼总在为所爱的人着想，他为什么没如约前来？是不是下雨？是不是天黑了？是不是生病了？作品中的杨开慧，也是从头到尾都在为毛泽东着想，为他而生，亦可为他而死。敌人要她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她宁死不肯。因为她丝毫也不肯玷污毛泽东，也不能玷污革命信仰。不论毛泽东怎样，她都一往情深地深爱他。这就是一个女人超越一切的爱。这样的爱，实有上承骚韵的悠久文化源流。

　　《马克思传》中，生于德国一个贵族之家的燕妮作为马克思的妻子，做出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列宁传》中，克鲁普斯卡娅陪同列宁到西伯利亚流放，成为列宁的夫人，也非常动人。这样的爱情，都是人类文化宝库中可以用艺术去表达、去欣赏、去景仰的。

　　长篇纪实文学《杨开慧》还可以让人们看到，今日的婚姻观、爱情观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精神的内质。近一个世纪前，这样一名中国女性热爱读书，热爱自己的祖国，关怀穷苦民众的生存，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全部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的爱人和所爱的一切，这是一个先辈珍贵的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