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戏剧演出市场的逐步壮大，展演、节庆、评奖需求的不断增加，各地艺术机构、演出团体对优秀剧本的渴求度和期望值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它们尽管四处“求”剧本、“挖”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扶植创作、奖励编剧，但仍面临“编剧荒”、“剧本荒”的困扰，并日益威胁着戏剧艺术的良性发展，阻碍戏剧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编剧荒”、“剧本荒”非自今日始，早在20多年前就初露端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剧作家集体崛起，他们用立体多元的创作支撑起了中国剧本创作的黄金期。然而，进入90年代，中国剧作家急剧分化，剧本创作开始滑坡，各省市的创作队伍相继进入了萎缩衰退的阶段，这之前一次全国性剧本征集活动就有逾千部作品投稿的景象，如今一下子变成门前冷落车马稀。时至今日，“编剧荒”、“剧本荒”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这种“事实”是如何蔓延的？编剧、剧本的实际现状又是如何？又有哪些可以借鉴的良策？在日前发布的《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上，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直院团的37篇调研报告，用大量一手数据、材料“说话”，为我们勾勒出了各地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的面貌，“事实”显示不容乐观。该白皮书由中国剧协牵头，《剧本》月刊具体组织。

　　正在消失的创作室

　　在当代戏剧发展史上，东北三省的戏剧创作曾一度走在全国前列，并以“三级戏剧创作网”(省、县、市都有以戏剧创作为主的创作室)为傲，盛时每个省都号称拥有一两百位甚至两三百位剧作家。

　　然而，调研显示，仅仅过去了10多年，吉林的创作室(组)就锐减至21个，大部分县级创作室(组)被合并到了文化馆。黑龙江戏剧创作中心的成员也减至30人左右，其中能独立创作大型舞台剧演出本者不到50%，虽然有些剧院还保留了专门的创作部，但是人员严重萎缩。如哈尔滨市戏剧创作室尚在，但能独立创作舞台剧本者屈指可数，不过两三人；齐齐哈尔市戏剧工作室已撤并至群众艺术馆，专职编剧三四个人；牡丹江市戏剧工作室并入艺术研究所，剧作家也只有三四人；而且这些数字中还包含退休离岗剧作家50%的份额。其他城市情况大致相似，戏剧工作室或取消或有名无实。很显然，创作室的调整、取消对现有体制下戏剧队伍的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吉林省的调研就指出，一方面，被合并或撤销的机构中的创作员不再能够从事专职创作；另一方面，由于剧团体制改革，创作员的作品为谁而写变得更加不确切；还有就是由于机构的撤并，全省创作人员基数减少，发现、培养优秀创作人员的几率更低。

　　东北三省戏剧创作室遭遇的“危机”在各省市也是普遍存在的，像安徽省现有县级以上国办戏剧表演团体48个，其中地级市以上的院团或演艺公司有20个，已全部没有了创作室，演出所需剧本全部来自院外和省外。这种情形在中直院团也难以幸免。如中国歌剧舞剧院2002年设立了剧目创作部，虽然在职能上沿袭了剧院原有的创作室、艺术档案室、阅览室的全部工作，但是，随着一大批卓有成就剧作家的陆续退休，现在专职编剧仅剩徐瑛1人。创作机构的锐减，让很多编剧失却了可供依托、相互交流的精神家园，创作身份也从专职、固定变得松散、游移。

　　专业编剧人才极度匮乏

　　与创作室锐减同步的是编剧人才的流失和创作能力的持续下降。调研显示：青海省目前全省都没有一个专业戏剧编剧，仍活跃的60岁以下的创作人员仅有5人，且都是业余的；广西省坚持一线创作、并能达到国家级层面的剧作家就一两个人，而40岁以下，能独立完成大型剧目创作的剧作家基本没有，只有四五名集表、导、演于一身的中青年剧作家坚持从事小戏小品创作；海南省地方剧种琼剧的编剧队伍“溃不成军”，只有海南省琼剧院1名专业编剧，其余的剧团都没有编剧，若需要本子演出，主要靠两三个退休老编剧提供，多数情况是“等米下锅”甚至“无米下锅”；江苏省编剧人数与剧团数量是49：68，平均一个院团才0.7个编剧，有3个市甚至连一个在职编剧都没有；天津全市专业院团、群文系列及研究机构，在职从事编剧的人员加起来也不会超过5人，其中能够写大戏的更是凤毛麟角……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对编剧、剧本创作的忽视、偏见，缺乏对编剧、剧本的长期规划和政策扶植。

　　实际上，即便在经济发达、戏剧文化浓厚的上海，编剧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以话剧为例。新时期以来，马中骏、贾鸿源、沙叶新、孙惠柱、费春放、赵耀民、张献、徐频莉8位剧作家曾在海派实验戏剧上取得成就。但调研发现，这些剧作家中的5位，近年来未出现超越其代表作的作品或引起广泛关注，已进入隐性流失的状态；另3位已转移影视，呈显性流失。

　　那么，青年的编剧人才都哪里去了呢？上海戏剧学院设有专门培养编剧的戏剧文学系，曾经为上海乃至全国输送了无数一流的编剧人才。但调研显示，近年来，该系编剧专业的毕业生去向堪忧。以近两年为例，80名本科毕业生中，绝大多数(60人以上)改行到了媒体单位、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只有不到10人是以专业编剧的身份在单位里从事编剧，但也大多身兼行政职务(秘书、助理等)，无法全身心从事剧本创作，而这种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了。

　　实用主义思维影响健康的创作生态

　　由于本土编剧队伍严重匮乏，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此一来，为了应付各种展演、节庆、评奖活动的“工作”需要，各省市纷纷请起了“外援”，追求短期的功利效应。一时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实用主义思维开始左右各地本已倾斜的戏剧生态。在湖北的调研报告中，就有一些剧团团长公开表示不愿意养编剧：“我养一个编剧，一年好几万，十年就是好几十万，还不知能不能给我写两个好剧本。”同样的现象也在甘肃发生着。除了个别剧作家具有创作和运作的双重能力外，甘肃本土的、具备创作能力的剧作家基本上是只能写剧本，无缘见舞台。甚至在这两年还形成了一个怪圈，编剧好像要具备创作和运作双重能力，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投入二度创作。因此该编剧要么是院团负责人，要么能拉来排戏的经费，要么能运作到大奖。这些可不是单纯的一个编剧所能做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创作思维在削弱地方编剧创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依靠各种名气、头衔四处忙碌的“名家”、“大家”。不少省份的调研都指出：近几年来，每每在各个重大戏剧活动之前，总有几位知名剧作家格外忙碌，他们是受人之托代写或代改剧本，而且往往是手头的几个剧本同时动笔。这些“名家”真的能次次“出手不凡”吗？以宁夏为例。宁夏几乎每年都要聘请外地剧作家进行剧本创作，但这些外地编剧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调研报告指出：一是，由于对宁夏的历史、现状与民俗，尤其是对于回族的历史、现状知之甚少，便会直接影响他们创作与宁夏、尤其是与回族相关题材作品的质量；二是，他们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办事，一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高报酬往怀里一揣，扭头就走。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全国就形成了这样一批人，他们经得多，见得广，一个个练就成了“嫁接”的高手，拼贴出一个又一个“拼盘”，然后到全国各地去高价兜售。这样的作品乍一看，很有些新颖，再加上一些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制作，便可以把各地的主管部门忽悠得团团转。虽然不乏有获得全国大奖之作，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因为其中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精益求精”；二是“真心热爱”。

　　要宏观规划，更要有的放矢

　　结合目前编剧、剧本存在的种种问题，各地的调研报告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措施提出来很容易，关键是要落到实处，真正让一线的编剧受益，真正尊重编剧的劳动成果，按艺术规律办事。这其中，一些省份根据自身剧本创作实际，提出的不少对策、建议，就对宏观规划很有价值。如四川、陕西都提到了剧本创作缺乏前期调研规划，带来的重复生产和疏远观众问题。陕西的调研报告指出，在陕西第五届艺术节上，有三台剧(节)目——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信天游歌舞剧《山丹丹》《挂红灯》，它们的投资都比较大，创作机制都是全国范围内请编导、舞美、灯光、甚至演员，让人遗憾的是，三台戏都构思了一个爱情故事，都有土匪，都用的是陕北信天游的创作素材。这种内容重复、题材单一、形式雷同的状况，带来了创作资源上的浪费。

　　如何在现有的资源配置条件下，发挥编剧的最大潜能，打磨一部经得起历史、艺术、观众检验的优秀剧本？相关主管部门还需要把宏观规划做细、做足，有的放矢，在提出创作重点、题材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同时，合理调整题材资源、艺术生产的品种结构，避免题材撞车和盲目重复，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提高艺术创作的成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