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江面上漂来的大大小小、品种各异的菜心，是舍陂村人生活的另一来源。我们放学之后到江边去捡菜心，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菜心有芥菜心、苋菜心、包菜心，它们或列着队，或挤挤挨挨，在水流的欢送下，以娇嫩的身姿，点燃我们娇嫩的眼睛。

　　陈春根去过一两次后，就再也没和我们一起站在江边。他成了我们嘲笑的对象。我们嘲笑他：你家像我们家一样，穷得揭不开锅，还装什么装？

　　陈春根斜着眼睛，像机关枪一样，扫射了我们一遍，然后，侧着身子，疾跑起来，像风掠过我们的人群。他书包里的弹壳像硬币一样，“哗哗”作响。人群中，有小伙伴也斜着眼睛，冲着他的背影说：“弹壳能当饭吃吗？”陈春根边跑边回头，说：“那些菜心能吃吗？苦得要命，说不定解放军叔叔养的猪都不吃，就丢给你们吃。”

　　不错，江面上漂来的菜心，是解放军叔叔丢下来的。舍陂村驻扎着一支小部队，具体多少人，估计村里少有人说得出准数，还是以我们的班主任为准吧，他说是一个连队。“一个连队”有多少人？估计我们这些小孩谁也说不出准数。如果有谁说得出，那只有陈春根了，因为陈春根对他们丢出来的菜心不感兴趣，只对解放军叔叔的人感兴趣。

　　听不同的同学说，全校中，恐怕只有陈春根在解放军叔叔训练的时候，敢偷偷地潜到校园后的山上去，看他们实弹射击打靶。陈春根收集的弹壳也最多，我们这帮小伙伴中，有两三个，亲眼看见他家的房间里，挂着两串两尺多长的弹壳。他们还用嘴使劲地吹过，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陈春根告诉他们：“那是风铃。”

　　我相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陈春根的弹壳不感兴趣，而只对江面上漂来的菜心感兴趣。那些菜心，像是在等着我们，每当一放学，一来到桥下的江边，菜心就会如约而至，优雅地漂过来。

　　有一次，一个小伙伴说，看见陈春根站在上游的江边。陈春根站在上游的江边不是在截菜心，而是站在上游洗菜的解放军叔叔身边。小伙伴还听到陈春根一个劲地问：“解放军叔叔，你们为什么要把菜心丢到江里去呢？菜心吃不得吗？真的吃不得吗？真的很苦吗？”一位解放军叔叔笑了笑，说了一个字：“苦”。另一位解放军叔叔也笑了笑，说了两个字：“不苦”，然后问他：“你没捡来吃吗？”陈春根摇摇头，几位解放军叔叔便再也不搭理他了。

　　那个小伙伴说：“我看到陈春根盯着那些往下漂的菜心发呆。”我们听了，就笑陈春根是个呆子，呆头呆脑的，想的净是些没用的、不能吃的东西。

　　放学后，我们越来越少看到陈春根。有小伙伴说：“他一个人，跑到山上捡弹壳去了。”难怪，解放军叔叔天天在山上训练，山上的子弹壳那么多，而我们去山上放牛的时候，闲着没事，想捡几颗子弹壳玩玩，把眼睛都看肿了，也寻不着一颗弹壳，想必都让陈春根捡走了。

　　我们恨死陈春根了。有一次，我在家里的饭桌上，跟爸妈讲起陈春根的那些事，情不自禁地说：“恨死陈春根了！”我妈用筷子敲了一下我的脑壳，瞪着眼睛说：“你恨他什么？人家又不跟你抢菜心！”我的头没有被妈敲蒙，反而敲醒了：“是啊，说不定我夹的哪片菜心，就是人家陈春根让出来的那一份呢。”

　　我不恨陈春根了，我开始更加注意陈春根了。12岁的陈春根就坐在我前面，他的背好像永远捋不直，头也低得有点过分，让人怀疑他是近视。我发现他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只有在一个时候，他的背才会像弹簧一样，挺得笔直，头猛地抬起来，怔怔地看着窗外，我甚至听见，他的两只竖立的耳朵，在静穆的风中发出“扑扑”的声音，像两面飘扬的旗帜。

　　教室窗外，号声响了。天蒙蒙亮，我们晨读的声音很大，号声还是盖过了我们，执著地传来。每当这时，我都会看到陈春根直起脊背。有时，我会赶在号声响起之前，踢一下他的凳子，但他无动于衷，好像只有军号声才能将他唤醒。

　　陈春根的上衣口袋里也装着弹壳，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有次晨练时，班主任要他把口袋里的弹壳掏出来。掏出来的弹壳转移到了班主任的手上，随即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四五颗弹壳闪亮着划破晨曦，在潮湿的空气中呼啸而下，坠落在硬实的操场上。

　　全班同学都看见陈春根脱离队伍，径直奔向操场中央，弯下腰，低下头，急急地寻找那几颗弹壳。他慌乱而执著的身姿，让我再一次怀疑他真的是个近视眼。

　　怀揣弹壳奔回的陈春根被班主任拒之教室门外，陈春根在走廊上罚站。站了七八分钟，陈春根冲进教室，对着班主任大喊：“他们把捡来的菜心装在书包里带回家，把课本打湿了、弄脏了，你为什么不管？”班主任拿着粉笔，停在空中三四秒钟，然后，狠狠地往盒子里一扔，拍拍手，走过去，拧着陈春根的耳朵，说：“你跟别人不同，所以我要管。”

　　陈春根也有跟“别人”相同的时候。比如，他有跟班主任相同的时候。

　　连队每个月要放一次电影，那时，舍陂村还没电，放电影要靠发电机。发电机放在军车上，轰轰作响。放电影时，班主任每次都去帮忙。有一次，放《闪闪的红星》，当他爬到军车里，发现陈春根早就在里面。班主任一边蹶着屁股，一边冲陈春根说：“下去下去，发电机用不着两个人照看！”陈春根说：“老师，你总有去屙尿的时候吧。”班主任说：“我一个下午没喝水没吃粥，我没尿屙。”陈春根嘻嘻一笑，说：“我是上来躲雨的，车上有帆布，看电影永远也不会淋着。”班主任一听，气得敲了一下他的头，说：“比潘冬子还精！”陈春根说：“潘冬子是在跟了红军以后才变得聪明的。”班主任瞪着眼，说：“你又知道？”陈春根说：“我都看了四五遍了。”班主任打了一下他的屁股，说：“那你替我照看发电机，我撒泡尿就回来！”

　　不知从哪天开始，桥下的江水悠悠，却没了菜心。那些可爱的芥菜心、苋菜心、包菜心，都没有了。我们都不死心，一个个坐下来，一天天地，看着江面。陈春根站在桥上，冲我们喊：“不要等了，连队走了，连队去打仗了。”

　　小伙伴中有人问：“你怎么晓得他们去打仗了？”陈春根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条，高高扬起。他把手臂挥了一下，放下，说：“一个在江边洗菜的解放军叔叔给了我他的姓名和地址，要我给他写信。”

　　陈春根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但他张了张嘴，却没吐出半个字来，而是用衣袖抹了抹眼睛。

　　我冲着桥上喊：“陈春根，你怎么那么没出息，你怎么哭鼻子呢？”陈春根说：“孙子才哭鼻子呢，我是舍不得他们走呢。”小伙伴中，有人也抽起了鼻子，一边抽，一边说：“我妈还等着我捡菜心回家去煮呢……”陈春根把袖子放下，冲着桥下喊：“是呃，你们的心被狼吃了，按道理，你们比我还舍不得呢，你们的家全靠解放军叔叔的菜心养着呢！”

　　我们谁也不再开口，我们没力气再张开嘴，我们连回家的脚步都是有气无力的，我们的书包晃晃荡荡，只有一本《语文》，一本《数学》，还有两本作业本和一个文具盒。它们在里面左右拍打，书包单薄的身子轻轻呻吟。

　　后来，舍陂村流传一种说法：驻扎在我们村的那支连队从广西入境参战了。若干年后，舍陂村再没人议论那支连队了，那支连队像在地球上消失了，或者像压根儿就没在这个地球上出现过一样，就像舍陂村人从来不说他们曾经穷得只能靠解放军叔叔丢在江里的菜心来维持生计一样。

　　陈春根家里那两串弹壳做的风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响了，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校园后那一座座小山上，再也寻不到弹壳，想必已蚀化成泥土，融入到各种草草木木的根下去了。如今，那一座座小山上，各种各样的草木，浓绿葱郁，有的参天入云。或许，它们小的时候，也像我们一样，是听过枪声的，但它们现在，个个高昂着头，目空一切，眼前似乎只有无边无际的苍穹。

　　陈春根小学毕业，读了两年初中，便离开了舍陂村。有人说，他最应该去参军——不仅仅因为他爸是生产队长，有权力，在公社里也吃得开。陈春根的爸瞪着一双牛眼，像祥林嫂，到处重复着相同的一句话：“他真想去当兵倒好！”

　　还有一种说法：陈春根是我们村最早去广东的打工仔。据说，后来，他再回到村里时，把一批批年轻人带了出去。有关他的“英雄事迹”，也在我们村传开了：陈春根用一把特制的钥匙，能打开全中国所有火车上所有厕所的门。亲眼见过的村里人绘声绘色地透露：那把钥匙，是陈春根自己用弹壳改造而成……

　　我的情况，说不好比陈春根幸运还是不幸。大学毕业后，因为爱好文学，来到了广西南宁，在一家报社做记者、编辑至今。

　　写下上述的那些事，其起源是，上个月，我重走边境路，在凭祥烈士陵园，看到了很多很多有姓名或没姓名的墓碑，我站在荒草萋萋的陵园，拨通了陈春根的手机，问了他一句：“你收到那位洗菜的解放军叔叔的回信了吗？”当时，陈春根就蒙了，接着向我吼了一句：“你说什么？”

　　第二个星期，陈春根从深圳跑到我工作的城市来，见了面，笑着说：“以为是来看你呀，我来看看有什么商机。”

　　我问他：“听说在火车上，你用弹壳做成的钥匙打开了厕所的门？”陈春根又笑了笑，说：“我是坐飞机来的。”

　　我对他说：“明天我带你去找洗菜的解放军叔叔吧。”陈春根收住了笑，认真地说：“现在后悔小时候没跟你们一起捡菜心吃！”

　　陈纸：本名陈大明，发表长篇小说《下巴咒》《逝水川》，出版随笔集《拨亮内心的幽光》、中短篇小说集《天上花》《少女为什么歌唱》等。现居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