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周先生这本书，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年出版，里面收集的是他回忆文坛往事的文章，其中谈电影界往事的最多。叶先生的父亲生前曾在上海电影界工作过，上海一些著名电影艺术家大都是他父亲的朋友、同事。因此，当叶先生任上海影协《电影新作》杂志副主编、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剧本策划时，他能够近距离接触上海电影界许多著名艺术家，他们也能够跟他讲心里话。从他这本书里，我们了解了这些电影艺术家的一些令人痛心的经历。



一、《鲁迅传》被扼杀



《 曾经沧海难为水 》讲述了电影《鲁迅传》的流产过程和原因。1961年初，《鲁迅传》摄制组（筹）成立，决定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鲁迅传》（上下集）。摄制组中汇集了全国电影界的精英：于伶担任历史顾问，陈白尘、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集体编剧，陈鲤庭执导。1963年选定演员：赵丹饰鲁迅，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石羽饰胡适，谢添饰阿Q。周总理亲自指示，后来夏衍又重写剧本，编剧组五易其稿，最后还是免不了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就是剧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写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而掌权者非要按照伟大领袖对鲁迅的评价把鲁迅写成“神”不可。问题无法解决，他们便只好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勒令停拍。



二、陈白尘的无奈



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鲁迅传》集体编剧中担任执笔,尽管有那么多跟鲁迅有过交往或了解鲁迅的名家相助，但面对上级领导种种无理要求，他仍然感到力不从心，一筹莫展。陈白尘的女儿陈虹把父亲的无奈说得很清楚，很形象：

“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因此把关者除了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感情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一层层地审查，一遍遍地修改，父亲已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己都糊涂了。”

1980年春节之前，赵丹去拜访陈白尘，希望陈白尘能够重新修改剧本，把《鲁迅传》搬上银幕。陈白尘当时只能表示感激和无奈。那原因，他1981年在《一项未完成的纪念——电影剧本〈鲁迅传〉纪略》中说出来了：“10年来，一些想做神的后裔的人们曾经在鲁迅的塑像上又胡乱地涂抹过一些金粉。近年来有人想为它洗刷，但又不自觉地另涂上些别色的粉末，同时为之修补的又大有人在。我不是文学史家，又不是鲁迅研究专家，能有如此能耐，使这被污染的塑像恢复本来的面目么？”



三、赵丹的遗憾



赵丹在自述中说：“明确宣布由我主演鲁迅。我得到了自己最倾心的角色演，浑身经脉都舒畅，兴奋得不得了，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他穿着鲁迅的衣服回家，把家里变成了鲁迅的书房，细心琢磨着鲁迅的举手投足和语言顾盼。赵丹的试妆简直是神形皆备。可是没过多久上海市委发了通知，要大写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鲁迅传》不拍了。其实这只是一种借口：拍一部《鲁迅传》怎么会妨碍要大写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呢。赵丹临终时极其痛苦地感叹：“我以20年的艺术年华迷醉饰演鲁迅，终于成了深深的遗憾。”

赵丹还有另一次的遗憾， 这次对赵丹的打击更重。那是文革以后， 赵丹应邀在影片《大河奔流》里扮演周恩来总理，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试妆。赵丹的试妆真可谓形神毕肖。化妆后，赵丹炯炯有神的眼睛捕捉住了周总理的神韵，几乎到了乱真的程度。一起参加演出的张瑞芳看了，兴奋地喊：“周总理复活了！”可是最后又是一道上级指示，剥夺了赵丹扮演总理的机会。据说有的高层领导人认为赵丹在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生涯中有些个人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因此，赵丹不适于扮演周恩来这样伟大人物。



四、谢晋的受挫



谢晋是一个追求拍摄有意义的艺术完美的影片、始终走在风口浪尖上的不折不挠的导演。《天云山传奇》被首届“金鸡奖”评选为最佳影片，最高层有人不同意。评委没有办法，只好另加了一部影片，使两片并列，《天云山传奇》排在后面。可是当得奖名单念到《天云山传奇》时，现场观众的掌声却经久不息。拍《牧马人》时也遇到过险阻。谢晋已在甘肃军马场拍外景，制片厂厂长徐桑楚却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停拍。厂长机智地把剧本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看，汪说：“剧本很好，为什么要停拍。”靠了汪道涵的一句话，《天云山传奇》才闯过险关。影片《芙蓉镇》堪称是谢晋的巅峰之作，凝聚了他数十年电影生涯所积淀的生活体验和对历史的深切反思，他用摄影机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悲剧根源。可是《芙蓉镇》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举行首映式的时候，“……主要演员刘晓庆、姜文临上飞机前接到通知，不用去参加首映式了，电影能否公演还没决定。”面对剧场里热情期待着明星出现的观众，谢晋不得不亲自上台解释：“你们把票根留着，首映式还要举行一次，到时候再请你们来。”拍成的影片封存在仓库里，被争论了几个月，才获得审查通过，准予公开上映。



五、钟惦斐的“锣鼓”和瞿白音的“独白”



中国电影一直受着严酷的思想禁锢。好的影片难产，假大空的影片泛滥。中国电影要发展，必须冲破思想禁锢，使电影人有创新的条件和自由。有识之士不乏其人。但是敢于发声的却只有钟惦斐和瞿白音。钟惦斐1956年发表了《电影的锣鼓》，瞿白音1962年发表了《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他们俩一个被打成了右派，一个遭到了批判和迫害。这两个人是很令人钦佩的。正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赞》里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们读了这两篇为电影艺术家请命的文章，也很想知道其作者的为人。幸运的是叶周近距离接触过他们，使我们得以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聆听他们的心声。



六、简短的结束语



上面介绍的是叶周在书里告诉我们的一些影坛往事的要点。读者要了解全部丰富的精彩内容，当然需要去读全书。

在这本书里叶先生还回忆了跟夏衍、于伶、艾明之等一些文坛前辈的晤谈。这些文章也是弥足珍贵的。这些文章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老作家的劫后余生，听到他们的谆谆教诲。

读这本书，使我们想起了文艺界许多精英的遭遇。比起那些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文艺界精英来，书里写的这几位文艺界前辈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还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被迫害致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真不知有多少！我相信，每位读者都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殉难者名单来。

这本书也间接地回答了中国1949年以后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叶先生这本书是一本好书，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