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两位主编命我为本书《河南诗歌2009》作序，并为我规定了序言的标题——《2009年的河南诗歌》。拿到稿子，看到这个题目，我有点不以为然。看完诗稿，我认了，心中服帖。也许，只有这个命题才符合这本选集的实际。

    在我的记忆里，为河南诗歌编辑一本如此全面、真实的年选，这是第一次。这里，老、中、青三代诗人，不同性别、不同艺术观念甚或不同价值观的诗人都以自己的“真在”簇立在诗集之中，这是编选者的功劳。 已收集七十五位河南诗人诗作的这本年选也许仍有遗珠之憾，但那已经无法动摇这本年选的“全面、真实”的根基了。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前提，我才认同用“2009年的河南诗歌”作为这本诗集序言名称的真实与可靠。

    那么，2009年、河南诗人、河南诗歌呈现给我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在此我首先要说的是河南诗人诗中的乡村。河南诗人的乡村意识是有着悠久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诗性传承的。远在天边的《诗经》和杜甫老祖宗暂且不说，新诗诗人中的苏金伞可谓是我国新诗人中具有纯真乡村意识的优秀代表。过去，在我国的文学史著中，对苏金伞先生的诗作尽管多有论述，但是，对苏诗的价值与地位都没能给以充分认识。尤其是大家不约而同把苏金伞定位在“农民诗人”的位置上则更是大谬。苏金伞虽然出生于中原豫东乡村，但他本人却不是农民。正如许许多多农民的儿子并不是农民一样，苏金伞写诗是一个身为河南大学的学子，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中国新诗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的诗歌行为。正如杜甫写了唐代中国乡村的现实不能把杜甫认位为一个农民，白居易写了《卖炭翁》就把白居易定位为一个烧炭的，鲁迅写孔乙己、阿Q他自己就是孔乙己、阿Q一样，苏金伞用诗写了中国乡村的现实也绝对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位农民。即便是在以阶级划分诗人诗作价值的那些日子，把苏金伞冠以农民诗人的头衔以表示苏老也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也不能提高苏诗的地位，反倒影响了我们对苏诗的认识。因为把苏金伞定位为一位农民诗人之后，我们就必须对苏金伞早期诗作的唯美特色、对苏金伞中期诗作基本属于“七月”诗派的现代意识、对晚年苏金伞诗作的反思意识视而不见，甚或还要进行批评和批判。如此一来，一个有着清醒的现代意识、以中国广袤的乡村和农民命运为观照写作对象的现代诗人，就这么被我们简单粗暴地歪曲、误读掉了。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是荒谬的。

    我在这里重提苏金伞，并对苏诗的特性予以重新评价与定位，其目的并不是要为苏金伞先生翻案。把一个诗人冠以什么名号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不切实际的名号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从本体意义上讲，一个诗人的声音是由他的诗发出的。即便我今日不说，早早晚晚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出生在豫东乡村的苏金伞和出生在北京、上海的诗人一样，原本就是一位有着清醒现代意识和现代诗歌艺术审美价值趋向的地地道道的现代诗人。

    那么，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用如此多的笔墨为苏金伞的诗作“正名”呢？在此，我要明确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正视苏金伞笔下的乡村面目和农民命运的诗作，我们就无法正视当下河南诗人的乡村叙事，无法真正对当下河南诗人乡村叙事的价值与意义，以及他们对中国诗坛作出的贡献作出一个较为理性的判断。

   如果我们把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各个时段做一个主题性的考察，中国诗歌在主题类型上大体是以山水寄兴、花草咏志、记游逸趣、兴亡咏叹、边塞乡愁、田园牧歌为主要主题类型的。古代诗人笔下的乡村田园，多是清风明月、曲溪跃鱼的人间仙境，这与中国文人仁山智水的审美趋向有关，是中国知识分子隐逸思想的一面镜像，而真正书写农民命运的诗作并不多见。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把杜甫笔下的乡村哀境视作诗中珍品。如果我的阅读视野大体没错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作出如下判断：真正用心书写中国农民命运的诗人，是中国的新诗人，是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具备了现代人文意识的中国新诗人，如艾青、臧克家、苏金伞等人。应该说，对中国乡村的重新发现尤其是乡村苦难的重新发现，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强烈关注，正是中国新诗人对中国诗歌历史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书写乡村的变迁，书写中国农民形象、情感与命运，也成了中国新诗的优良传统。在这一点上，以苏金伞、徐玉诺、赵青勃为代表的河南老一代诗人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而在今天，以马新朝为代表的河南新一代诗人，在这一主题类型上的开拓，更是让人刮目相看。

    在这本诗集中，共收了马新朝八首诗。这八首诗，都写到乡村。过去，马新朝曾有一本《乡村的形式》出版，并奠定了他在河南诗坛的地位。后来，马新朝又在一本大气磅礴、美轮美奂、回肠荡气的长篇抒情诗《幻河》出版并获得鲁迅文学奖，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位置。而今天就我们看到的他的这八首诗的水平而言，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作为一位诗人忧思的深广，诗艺的精湛，在书写中国乡村和中国农民的命运这一主题领域，马新朝不仅是河南诗坛的领军人物，同时也应是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马新朝诗中的乡村意象，既不同于艾青，也不同于臧克家与苏金伞。这里没有阶级的爱恨情仇，丰盈着的是那些“沉默的门礅上/坐着的伤”和 “从庄稼的根部传来的信息”，涌动着的是“带着疼和锅台边的黑”，在“迷醉的路径”上，像“兽”一样“晃动着向辽远走去”般的生活。在马新朝的笔下，今日的乡村既有新生的气象，“榆树在运气，用力/把储存在根部的营养运送到最边远的枝梢”，“小路在吱吱嘎嘎的/松动”，同时也有百年不变的沉滞，“过去的莲花落，还在/西风里摇晃”，寒冷的北方仍然覆盖着“已经被消化了很久的悲凉”。这就是马新朝，这就是仍然伤痛着的中国乡村。最为可贵的是，面对今日仍然伤痛的中国乡村，诗人不是站在局外观照，而是带着一种大仁爱、大悲悯对作为诗人的自己进行了深刻而又痛彻骨魂的反思：

    太阳从桌的一头

    走到另一头

    一整天，我没有写下一个字

    一个人

    干不了多少事情

    我后悔曾经的狂妄，竟说出一些

    河流和山岗从没有说过的话

    院子里的南瓜藤已经爬上了篱笆的顶端

    它还有着数米长的前途

    可以挥霍

    黑暗从土坷垃的下面上升

    晃动着蠕虫的细腰，它来召唤我——

    加入到尘埃的行列

这就是诗人马新朝，一个把乡村的“老寒腿”、乡村的“悲凉”、“土地里庄稼的根” 都当做自己的血肉和运命的马新朝，一个有着沉重忧患意识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马新朝对于乡村的关注与忧思以及诗人对他自己身心灵魂的反思，恰恰应是我们这个时代应具有的思想，也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应具有的品质。从马新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诗人的可贵与可敬。因为当今日文坛诸多文体都在争相朝着生活经验的个人化和浅表化泛出之时，我们的诗人却在向着自我之外的广袤的生活深处和生命、灵魂深处进发。与此同时，诗人们在诗歌艺术上的创造性、纯粹性追求以及所取得的实绩，则更是其他文体所望尘莫及的。我之所以强调河南乡村诗歌的传统以及马新朝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究其实质是想向中国诗人、中国作家乃至中国知识分子进一言。我们不是时常说到对“人”的人文关怀吗？如果我们认可了这一命题的可靠，那么，请问，在当今中国，还有哪个阶层的人会比中国农民更需要“人文关怀”呢？应该说，在当今中国，太需要应着“从土坷垃的下面上升”的“黑暗”进发，把自己“加入到尘埃的行列”里的诗人、作家和知识分子了。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在河南的诗歌队伍中，有一批这样的诗人，如蓝蓝、冯杰、高金光、刀刀、丁东亚、马东旭、田春雨、高野、王文涛、李山、刘坤、郑皖豫、萍子、琳子等。在这些书写乡村和农民命运的诗人群体中，我特别注意到了一批年轻的诗人如刀刀诗中的生命意识、丁东亚对于理想家园的向往与念想、马东旭的乡村记忆与纪实等；在这批年轻诗人的诗作中，我又特别关注到尹聿的一首诗——《我的母亲生活在这样的故乡天空下》。在这里，我必须抄录下诗中这样的诗句：

    我说母亲，你放下手中的树苗

    赶到政府的办公室，把你的恐惧

    和不安，同那些坐在皮椅上的人

    说说。不要声音颤抖，不要

    把手绞在一起，而不停揉搓

    你可以找把凳子坐下，不要等着

    他们示意，不要眼睛胆怯地盯着

    他们的目光。墙边饮水机的水

    可以喝，杯子就在一边的茶几下面

    你渴了，母亲，不要紧紧闭着嘴

    也不要客气说自己刚刚喝过水

    在宽大的办公室后面那个人还没有

    抬头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坐下来

    如果那颗头还没有从报纸上抬起来

    母亲，你可以叫他同志，你找他有事

    你的声音可以大也可以小，你没有必要

    控制情绪，没有必要装出政府工作人员

    那样虚伪的例行公事的微笑，你记住

    你只是一个在农村的泥土里刨了八十年的

    农村妇女。母亲，我的母亲！你不要怕

说句老实话，我真想把这首诗抄完，还想多抄几遍，想大声把这首诗读出来、喊出来，让全中国的农民都听到，让全中国的官员都听到。这是我们河南诗人的声音，是这个时代的声音，读这首诗，让我想到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计算下来，当艾青在那个时代的天空歌吟他的乳母时，诗人尹聿的母亲也许才刚刚降生。八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看到，诗人尹聿的母亲与艾青的乳母共同着的命运却没有太大的改观。也许，正是这八十年的疼痛始终没有痊愈，诗人尹聿才从这滞重的生活中发现了诗的灵性。与此同时，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发现了诗人尹聿身上的血性，看到诗人情感与思想里闪耀的人性的光辉。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上面列出的这些诗人，也许不像马新朝那样专注地书写乡村与农民的命运，但在他们的部分诗中都能感受到一个诗人对当下最应关注的农民群体的观照与关爱。他们对乡村的痛与伤有切肤的感受，对农民的命运有孺犊爱母的自然关切和作为一个有着现代意识的诗人的自觉观照与表达。如果说我国古代的田园诗人从田园与乡村发现了作为个体的、自己的人格情怀的话，那么，作为以艾青、臧克家、苏金伞为代表的老一代新诗人则从乡村中发现了乡村土地与民生中的政治，进而从乡村政治中发现了农民多灾多难的命运。那么，马新朝和他的河南诗友们又从他们的眼中、心中的乡村发现了什么呢？应该这么说，以马新朝为代表的中国当下写乡村的诗的诗人们，他们在对中国农民的命运的关注和理解上，与他们的前辈诗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思考上，淡化了前辈诗人过浓过重的政治因素，或者说，他们做了大量的去政治化的工作。他们在为中国的乡村诗去政治化的过程中，更加强化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更加强化了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血肉相连、魂灵共生的不可更改、不可移动的共生命途。农民、村庄、幸福与苦难，以及大地上那些有气无气的活物和游走在传说中的祖先，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他们都是大地的诗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新诗人的乡村诗中，无论从泛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方面讲，都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

    如果说当今的河南诗坛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那样许多的诗人较多仅仅关注政治诗以及诗坛各种规定性的、思潮式的诗歌写作，那就大错特错了。应该说，今日的河南诗坛，仍有一些诗人，特别是一些中老年诗人仍然持有写作政治抒情诗的热情。在这本选集里，编选者没有忽略他们的努力与坚持。在我们看来，诗有多种可能性，诗人作出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应该尊重的。而就河南当今诗坛上的大多数年轻诗人而言，他们较多关注的是当下人们的生存状况以及个体精神方面的生活。强烈的批判意识，时隐时现的病房意识，生活的动态以及不确定、不稳定感，对人类精神层面的诗性追求，应该是当今河南青年诗人诗作的基本面目。如果我们把河南诗坛当今的“面目”放大一点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诗坛当今的“面目”其实正是中国诗坛的一个缩影。因为当今河南诗坛的诗人们无论是从诗人群体的构成形态上，还是从诗人的诗域视野上，抑或是从诗歌艺术的基本水准和探索趋势上，都代表着中国诗坛的基本面貌和基本水准。如果必须用一句话对这些诗人的创作状况予以概括的话，那么，“在诗的内容与艺术上对现代性的全面追求与探索”这句话，可以基本概括这些诗人诗的基本面貌。

    如前所述，这批中青年诗人对诗的现代性的追求表现在诗的内容与艺术表达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强烈的批判意识是他们诗作的主要色调。但必须指出的是，和北岛在八十年代诗作的强烈的政治批判相比，这些诗人则多是站在人类文明进程前端——现代科技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这个角度进行的文化批判。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北岛们主要是以一个批判者的角色面对今日世界的话，那么，当下的这些中、青年诗人则往往是站在一个诊断者的立场上，对现代科技给今日世界和在今天存活着的人们带来的“病症”和“不安”进行的“展示”与“诊断”。与此同时，诗人自己也是这“病症”的制造者和承受者。就河南诗坛的这些诗人而言，邓万鹏、森子、汗漫、吴元成等人的创作，似应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在这本诗集中收录邓万鹏四首诗。第一首《导入》以繁杂的意象展示了在现代话语下人们的真实存在和存在的非本质性，或者说是人们的“异”本质存活。“坚持定居在一份报纸的村庄”，“用八哥好听的歌取代云雀的广泛影响”，还有“神经上跑过”的“夏日拥挤的车马”、“机械的轰鸣”和“空洞的喧嚣”，等等，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世界，世界又用其冷峻的强力把人们定格在非本质化的生存中。平静与坚硬，是万鹏面对生活的思维状态；沉默着并尖叫着，则是万鹏当今诗作给人留下的强烈感受。和邓万鹏相比，在森子的诗中，对现代科技以光明的名义给今日世界带来的“黑暗” 的揭示与批判则显得更为决绝、更为强烈。“我们自身越白净，越像污点证人”，这就是森子眼中的生活的悖论。“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越是做噩梦飞得就越高？”“我变得更糟，但是灿烂”。在这些诗作中，诗人不留情面地揭示了我们的非真实存在，但是，毋庸讳言，这的确又是我们的真实存在。汗漫、吴元成对现代生活的批判没像邓万鹏、森子那样直接把自己置身于现代生活的最前端，但他们各自的切入点亦展现他们作为一个诗人的思维个性。相比较而言，汗漫似在退出场外在静观“场”内的生活。“白色槐花咬紧蜂蜜和蜜蜂的大树下/蹲着一个嚎啕大哭的人——/他是被新房期待的新郎/还是被警察通缉的逃犯（汗漫《夜色温柔》）”，那个站在一边闻着槐花与蜂蜜的香味又看着那个嚎啕大哭的人就是汗漫，他冷峻地看着世事“景象”的变幻都不露声色，任他“奔跑，奔跑”或是“慢下来”，“以确保一切衰败的事物及时消亡”。而在汗漫的心象的天空中浮动的又是什么呢？用汗漫的一句诗来说，他心中浮动的是“在明年春分，重新获得青草们幼小的面容”。这就是那个心中藏着火却像一座冰山一样簇立在我们面前的汗漫。而和汗漫相比，吴元成仍然一如既往他的敏感、尖锐和热烈狂放。如果说汗漫多是站在他的诗外生活的话，那么，吴元成永远是生活在他的诗中。“在窗帘之内”，他感受到生活是“多么虚假，多么无助”；“在黑暗之外”，他看到有“更大的黑暗”。面对“明知不是雪，也不是花”“委之沟渠”飘散着的“杨花”，诗人的态度是：“不管这些，且和我饮尽/葡萄美酒和鲜血/在坚硬的史册里/酩酊大醉”。这就是热血和烈火同时燃烧的吴元成。

    在河南2009年的诗坛，还应特别关注的是一批女性诗人的诗作。在传统的河南诗坛上，女性诗人并不多见。但在新时期的河南诗坛上，一代一代的青年女诗人始终是个应引起我们关注的诗人群体。这本诗集中选辑了十位河南女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人，有的在国内诗坛已有较大影响，有的则是刚刚步入诗坛不久，但她们诗的各自特点，却都十分鲜明。在这十位女诗人中，蓝蓝是一棵长青树，只是现在的蓝蓝比过去的蓝蓝更为凝重，更为深刻。在今天蓝蓝的诗中，强烈的批判意识已不是仅仅针对社会生活的“他们”，而是也包括了心中有着“闪电”与“雷”的自己。在她的诗中，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她看到的社会生活的“伤”与“悲”。与蓝蓝的更为深刻相伴，青年女诗人扶桑的诗则走向了更为简洁。在扶桑的诗中，意象的表与里已很难明确分开。在我的印象里，今天的扶桑更加精于选择物象，同时也更加精于使物象承担凝重的思想。这里所选的《房子埋藏着人的记忆》、《人迹不到的地方》、《灰尘筑巢的地方》等，可谓我国新诗中精短抒情诗中的精品。如果用海德格尔的理论解读一下这几首诗，我认为，在这几首诗中，“诗”与“思”已达到天然化一的境地。与扶桑诗的理性哲思相伴的，还有尚新娇的几首短诗。与扶桑的诗相比，尚新娇诗的语言力度不像扶桑的诗那样坚硬，但沉着自然却与扶桑有着一比。除此之外，尚新娇诗中的清淡深刻亦别具一格，就诗而言，把情写浓易，把情写淡也不算什么，淡而有味且意味深长就不易了。和前述三位女诗人相比，郑皖豫的诗则显得更为自由、自在，情思在自由自在的陈述中溢出。把这十位女诗人放在一起看，阔大、凝重、沉着、深刻，则是她们的共同特点。“中原”与“北方”，在她们身上得以充分体现。

    对于河南诗人在题材和内容方面显现的特色和问题，在此我不想有更多的阐释，就由读者自己去解读吧，这里，我想集中笔墨说一说诗歌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河南2009年的诗坛所呈现出的诗歌艺术的面貌，在正反两方面与全国诗坛的面貌大体相似，因此，我才要重点谈一谈这个问题。

    2009年的河南诗坛在诗歌艺术的追求上呈现出哪些特点呢？从这个选本以及我在平时关注的河南诗坛的一些现象来看，2009年的河南诗坛在诗歌艺术的追求上大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色：其一，新诗传统艺术经验处在坚持与变异之中；其二，现代诗歌艺术在全面展开；其三，民刊诗歌呈先锋艺术形态与姿态；其四，技术主义写作有泛滥之势。就我个人的视野而言，我认为，以上四点正是我国当下诗坛在诗歌艺术追求上所呈现出的基本形态。这种形态，对于河南诗坛而言，是饱含着成长活力的一种形态。和其他地域的文化历史与文明现实相比，河南——中原这块土地毕竟过于古老，过于滞重。在一块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土地上，中原的诗人们能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成规模成群体地出现在中国诗坛上，而且，在诗的先锋性与诗的普世价值上都有所追求，同时又在乡村诗与表现农民命运的诗作上有自己特殊的表现，这不能说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庆幸的事。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河南诗坛这种向现代诗的全面追求，一如国内诗坛一浪又一浪的断裂式的诗的现代性、先锋性、前卫性追求一样，其中存在着巨大的隐忧。

    那么，具体一点说，这种巨大的隐忧是什么？说实在话，写到这里，我手中的笔着实有着相当的犹疑。在我阅读本诗集的诗作时，我曾顺手写下过这样的话：“词语的陌生化程度越高越深，离所写对象的诗性存在难道就会越是接近吗？”“沉重，正在成为诗的一种力量，似乎也正在成为诗的一种病态。”“意象的密集展示与转喻，使语言更具陌生化的效果，但同时也使诗的面目让读者感到更加陌生。”就我个人的文学观念的价值取向而言，对于新诗的现代性是给以充分的毫不犹豫的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现代性，或者说没有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和诗歌创作的参与，就没有中国新诗。但是，如果，我们把，诗的现代性作为一种诗的“服饰符码”，而后，我们又把，诗的创作幻变成一种流行体系，像一年一度的，流行时装一样，进行“制作”，而此时，诗的技术问题，成为，诗歌创作的，头等大事。技术主义，悄悄取代了，诗的神思，这时，真正的诗人，又能何为呢？请读者朋友原谅以上一百多字的表述方式。上述一百来字不符合现代汉语断句与标点规范。但是，我觉得那样的表述更能传达我把上述问题写到纸面上时的犹疑。在我准备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早已尘封在我书架上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这本书是罗兰•巴特的一本重要著作。这本书的写作始于1957年，结束于1963年，出版于1967年。从写作到出版相继十年，其规模也不过二十多万字。这是一本应用语言学和符号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将流行服装杂志作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并用以建构方法的著作。罗兰•巴特把书写的服装看做制造意义的系统，即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在罗兰•巴特看来，流行服装杂志只是一台制造流行神话的机器。各种各样的服装流行神话就从这个神话制造工厂加工生产而出，流向市场。这些流行神话流向市场之后，又以伪装或者不伪装的方式调节、玩弄着社会价值与人们的记忆。消费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这些流行神话，并做自己也来制造品牌神话的梦。我把我突然想起的有关罗兰•巴特对服装杂志——书写服装怎样制造流行神话的论述转述于此，显然是有我的用意的，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想明白我如此的转喻到底是否符合我国诗坛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转喻过程中，我对当前中国诗坛技术主义写作、新闻效应写作和广告式、品牌化写作的反对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我的反对是错误的，但是，这毕竟是我的想法。

    也许，我的以上想法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我想，读者朋友可能还没有忘记前年网络上网友们对“梨花体”诗歌的“围猎”。平心而论，“梨花体”并不是引爆这场“围猎”的诗作者个人的问题，她只是偶尔“被”撞在枪口上了。与此同时，“围猎者”也没能真正理解“梨花体”诗作者创作那些诗时的良苦用心，一如北京的一位朋友用“脱”写诗被拘而“拘人者”并没有真正理解“脱”者的良苦用心一样。可以这么说，“梨花体”与“围猎者”、“脱者”与“拘人者”，双方虽然对立得厉害，但对立的双方实质上并没有照面。但是，“围猎者”以及后来以诗的理由赞成“拘人者”（当时的拘人者并不是以诗的理由）对诗的如此前卫与先锋的质疑，都应该是实在而有某种程度的理由的。在我看来，这其中一个实质性的理由就是对当时诗歌创作中的技术主义写作、事件性写作的质疑与反感。只是这些“围猎者”没有用理性的方式对诗坛的这种现象进行思考，没有用理论方式对此进行概括表达而已。

    那么，面对技术主义写作的“泛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在当下诗坛，诗人正需要有着两个自觉。其一是现代性的自觉。自新诗以降，现代性就是一个常谈不衰的话题。在某些时期，诗的现代性以及文学的现代性尽管被视作异端，但是，历史最终还是还现代性一个清白。大家终于都认识到了或者大体认识到了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来说，压根儿就是一个钢性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进入现代之后，社会生活与文明进程与文学的现代性之间并不能形成协调共生的关系，因此，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呈现出一种特别复杂的状态。正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在这里提出现代性的自觉，只能是一个泛泛的提法。至于怎样自觉，自觉到哪里去，还有待大家从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与角度对人、人的存在的价值做深切的了解、思考、觉悟才能有个较为明晰的认识。其二是传统意识的自觉。和前述现代性的自觉相比，传统意识的自觉更是一个更为复杂更难达成自觉的问题。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学来说，其传统仅在文化与文学性两个层面上而言，就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民间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及新中国六十年的文学这诸多头绪，想弄清传统是什么实是难事。说句公道话，其实也弄不清。但是，现代诗坛上“中国新诗派”也就是后来的“九叶诗派”对待传统与现代的态度与方法，似可作为今人的借鉴。他们的方法可用四个字来作简单概括，那就是“象征博纳”。把这概括“九叶诗派”艺术建构方式的话的含义位移一下，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站在现代意识的基础上，“博纳”有史以来所有优良有益可用的文化传统与艺术方式，创作出独具个性、蕴含着人性辉光和恒久、普世价值的诗歌珍品，不为现代而现代，不为传统而传统，也许，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