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2年初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新诗《宝刀》，台静农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历程，但在未名社成立之前，他的作品数量有限而且并无多少影响。未名社时期，台静农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出版问世，一是《地之子》，一是《建塔者》，这是他的文学创作的成熟期，也是高潮期，他开始在现代文学的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其被人屡屡称道的乡土小说，其实也就是1928年结集出版的《地之子》这一册并不厚重的短篇小说集中的若干作品。

　　《地之子》中共收入短篇小说14篇，其中以乡土为主题的有10篇，通观这些作品，人物与环境纵横交错，一个叫做“羊镇”的小镇的风土人情浮凸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人不由得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鲁镇”。与此同时，台静农显然是一位有悟性和灵气的作者，对鲁迅的乡土作品的学习和借鉴给予他创作上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但并没有变成他创作照搬的模板甚至桎梏；结合他自己的皖西乡土生活经验和见闻，台静农笔下的乡土世界，具有独特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字里行间流动着鲜活灵动的生气，一气呵成，流畅贯通。这些小说篇幅皆不长，故事情节或人物经历基本上都没有平铺展开的完整叙事，更多的是截取其中某一片段予以集中正面的描写，如《天二哥》只描述了天二哥死前与小柿子的一场争斗，《红灯》围绕得银的娘为超度儿子的亡魂做了一盏小小的河灯而展开，《拜堂》呈现的是大哥死了一年的汪二与自己的嫂子在半夜拜堂成亲的场景。但在这些片段的现时性呈现中，台静农又巧妙地利用人物自己的回忆或者旁观者评述的话语，将更加复杂的故事情节或人物经历进行历时性的穿插、剪接、串联，使得作品在有限的“小”篇幅里呈现出极为丰富立体的“大”图景。作品语言凝练而通达，寥寥数笔，丰满的人物形象和立体的细节刻画便跃然纸上，处处可见极具画面感的描写，读者一篇篇读来，仿佛是看到一幕幕活剧在眼前上演，不觉间便沉浸其中，情绪随故事的进行而起伏。台静农的乡土小说，所写人和事皆是乡土中国中再普通不过的存在，没有思想境界的拔高，没有刻意为之的口号或警句式的表达，十分“接地气”，但却有一种沉郁的力量直击人的内心。故事的主人公，往往是命如蝼蚁的柔弱者、怯懦者，被黑暗的社会现实重重压迫和摧残，挣扎于其中，或是忍辱负重，或是畏惧苟且，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

　　《地之子》之后，1930年台静农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出版，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是，这一部小说的主题从乡土全面转向了革命：一个又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人，为了“新的时代”、“人类的未来”、“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着，用自己的牺牲去累积和换取最后的胜利，英勇就死，前赴后继。整部小说集充满了斗争、流血、愤怒、反抗、杀戮，内容和思想都十分激进，风格较《地之子》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种近乎革命文学的写作，较《地之子》有更为鲜明突出的时代性色彩，也极易鼓舞当时的青年人，引发他们的共鸣，唤起他们对旧社会压抑黑暗的激愤，以及对新时代光明希望的渴盼。但今天客观来看，比起《地之子》，《建塔者》作为文学作品集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通观《建塔者》中的各篇作品，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我们的血凝结成的鲜红的血块，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建塔者》)“在他们横暴的惨杀之下，新的事业就建立于这里面了。”“在新时代的前夜，时时刻刻有人在黑暗中牺牲的。我们现在希望的光明，正是恒河沙数的青年的血染就的。”(《历史的病轮》)“新时代的基础，是我们的血建筑的！”(《铁窗外》)这些激昂的口号充满了刺激性，但可惜却失之空泛，缺乏具体的密实的作品内容来支撑，雷同的口号背后是雷同的套路化的故事情节——进步青年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入狱，面对讯问和拷打坚贞不屈，怀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凛然的气节，英勇就义。《建塔者》中有不少人物的名字是以字母指代的，这种符号化的形式背后，是同样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单薄苍白，无法从纸面上站立起来，只能淹没在“进步青年”这一笼统的群体概念中而缺乏能够打动人的深刻力量。《死室的彗星》中“成就他的伟大”的庚辰和逸生，《建塔者》中的ADE诸君和玛丽，《历史的病轮》中的曼乔等，某种程度上，如果将他们互换，似乎也不会对各篇作品产生什么本质上的影响。“不受时代摧毁的精神”、“激昂的英气”，《建塔者》中时时可见此种对人物的直接的抽象化描述，如果说《地之子》是让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话，那么《建塔者》则是作者总试图代替人物来说话，太过刻意就变得生硬，不复《地之子》的浑然天成。

　　从小说篇末标注的写作日期看，《地之子》所收的作品创作时间大致为1926-1927年，而《建塔者》中的10篇作品据该书“后记”所述都是创作于1928年。台静农在《地之子》的“后记”中讲述了诸篇乡土作品创作的主要动因，一是客观上为了未名社及其期刊的发展，未名社先有《莽原》，后有《未名》，作为一个同人社团的期刊，编者和作者都只有他们几位成员，那么要想存续，“我们必得每期都要有文章，才能够办下去”；1927年社中骨干韦素园生病住院，其他几位的创作压力进一步增加，台静农自己也是“为了《莽原半月刊》按期的催逼，我仍旧继续写下去”。二是1926年台静农尝试写了两三篇乡土题材的小说，韦素园看过后，“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在他的肯定和鼓励下，台静农又创作出更多的乡土小说来。至于《建塔者》，虽然其中作品的创作时间与《地之子》相差不到一年，但是彼时的时局和作者的心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从主题到风格都出现了明显不同的转向。根据该书的“后记”所述，其中先有4篇是为1928年初创刊的《未名》半月刊而作，该刊创刊号上刊载了1927年10月韦素园写给李霁野和台静农的一封信，信中多次强调“旧”与“新”的对立，并提出“我只希望在文学中能叫出一些新的希望！然而希望很难在怀疑中产生， 却在坚信里开始而且巩固了。新的《未名》， 担当不了这个伟大的使命， 但愿自今日起， 我们大家意识着！”韦素园的这封信，正是写于大革命失败不久白色恐怖弥漫之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直接影响甚至是决定了《未名》半月刊整体上较为激进的内容和风格，这一阶段台静农的小说创作，显然是有意识地自觉担负起韦素园所言的“叫出一些新的希望”的“伟大的使命”。同时，在1928年4月，台静农又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牢狱之灾——因李霁野所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被举报，未名社受到当局查封，李霁野、台静农和韦丛芜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台静农创作了《建塔者》其余诸篇。《建塔者》全书的主题选择和风格呈现，相信很大程度上也与台静农这一次的被捕经历有密切直接的因果关系，作品中呼之欲出的激愤、抗争的情绪应是源自于他本人内心的真切体会。

　　1931年未名社因经费困难和内部分歧的原因而解散，此时韦素园仍在养病，李霁野、韦丛芜与鲁迅的联系都稀疏了许多，只有台静农与鲁迅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多有信函往来之外，1932年鲁迅回京探亲，做了5次公开讲演，并开了两次座谈会，都有台静农陪伴其左右。1989年鲁迅研究学者陈漱渝曾到台湾拜访台静农，忆及二三十年代，台静农对他说：“那个时候我接触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左翼人士。”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鲜明的进步立场，使他一直饱受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在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两次被捕入狱。抗战爆发后，台静农携家人一起渡津南下，避难四川白沙，先在国立编译馆任职，后又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川期间，台静农也创作有抗战主题的散文、小说数篇和剧本一部，并有回忆鲁迅的《鲁迅先生的一生》《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及痛斥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周作人的文章。但整体看来，这一时期台静农的文学创作激情已经不复从前。在写于1987年的散文《始经丧乱》中，台静农回忆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回老家芜湖之前，受友人之托从北平赴南京见胡适的一段经历，文末一句是：“‘国破山河在’的时会，这不过是我身经丧乱的开始。”隔了50年的漫漫时光回望，台静农用这样淡淡的一句话，“丧乱”这样极简的一个词，概括了他后半生的坎坷波折，也隐隐暗示着他中年心境骤然转变的根源——国难当头，国土沦陷，偕家避难，爱子夭折，抗战胜利而内战骤起……这交织重叠的国难、家难，让20世纪40年代的台静农环顾周围只看到一片黑暗，年轻时写《建塔者》时那热切渴望着的新的希望在哪里呢？彼时属于青年人的乐观和坚定甚至是以为“我们为人类建的塔，不久就要光辉地矗立在大地上了”(《死室的彗星》)的天真，都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扑灭了大半，他能看到的，只有自己曾经的革命志向愈来愈远。《昨夜》中的秋，《历史的病轮》中的S君，最终都是离开“这阴森的地方”，那么走去哪里呢？年轻的台静农虽然充满热切，但只怕也对这问题的答案模糊而不确定；至于中年的台静农，1946年在女师风潮失败后愤而辞职，在白沙闲居了两月有余，生活已经困窘到要靠典当衣物来维持，后应当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的邀请渡海赴台，到该馆任职，后又随许寿裳转至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初到台湾，台静农并无长期居留的打算，以为这次不过只是短暂停留的过渡期，还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歇脚盦”。谁知阴差阳错，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新中国成立，两岸数十年彻底隔绝，于是他人生的后半段便客居台湾，直至1990年阖然长逝，再未曾踏足昔年的故土。

　　在台湾的40余年时光里，台静农在台大任教20年，教书育人之余，他读经研史，工于翰墨，把精力都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书法上，日积月累，台静农成为台湾颇受人推崇的知名教授、学者、书法家。对于书法的专注，台静农自己曾这样解释：“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台静农书艺集·序》)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数量极其有限，且仅限于散文，只有《龙坡杂文》一集行世。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政治氛围都较为紧张，尤其是像台静农这样曾经有过激进的革命立场的知识分子，更是当局严密监视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中，结合台静农自己的解释，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台静农选择以传统的书法艺术替代有可能泄露出内心蛛丝马迹的“言为心声”的文学创作，来寄托自己的思与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选择。也许在台静农重拾书法的最初，的确是出于这种带着不得已和无奈味道的“以自排遣”，但是在漫长的40余年的光阴里，书法已经深刻地融入了台静农的生命，成为他主动选择的一种悠然自得、乐在其中的精神和心灵的寄托。对于暮年的台静农，书法的意义应早已远远超越出聊以自娱的层面而达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甚至是他某种人生美学的诠释和倾注。著名书法家启功曾评价台静农的书法：“隶书的开扩，草书的顿挫，如果没有充沛的气力是无法写出的。谁知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台先生，而有这等虎虎有生气的字迹。”

　　值得人玩味的是，在台湾政治氛围日渐宽松之后，20世纪80年代台静农曾经写作了若干篇追忆往昔故人的散文，后都收入《龙坡杂文》，包括《辅仁旧事》《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兼怀庄慕陵先生二三事》《伤逝》《始经丧乱》《何子祥这个人》等；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提及了他二三十年代在北平及40年代在四川的经历与往事，但对于未名社、鲁迅和自己彼时颇有成绩的小说创作却只字未提。这些怀人忆旧的散文，笔法冲淡平和，素朴又不失古雅，颇有明清小品之风，很难想象这文中的台静农，便是那个未名社的台静农，那个写沉郁的《地之子》、激昂的《建塔者》的台静农，那个鲁迅颇为赏识的学生的台静农。不仅是在台静农的散文写作中是如此，甚至在生活中，他对这些亦是绝口不提，仿佛青年时代这一段重要的经历从未在他的人生中出现过。如果说台静农早年是因为台湾的高压政治而对此讳莫如深的话，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中依然刻意绕过，究竟是为何呢？这种谜一样的沉默，引发了很多揣测和非议，但想要寻求确切的答案似乎已不可能，因为台静农直至逝世，都未曾对此有过只言片语的解释，哪怕是暗示或者隐喻都没有。但如果试图去探讨一下某种可能的原因，《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兼怀庄慕陵先生二三事》文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我曾借用古人的两句话，‘人生实难，大道多歧’，想请慕陵写一副小对联，不幸他的病越来越重，也就算了。当今之世，人要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能有点文学艺术的修养，总要活得从容些。如慕陵之好事，正由于他有深厚的修养，加以天真淡泊，才有他那样的境界。”舒芜曾经指出，引自陶渊明《自祭文》的“人生实难”是台静农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暮年一直很钟爱的一句，在文章和生活中时常提及；而“大道多歧”则出自《列子·问符》中的一个寓言。这样两句组合在一起，再联系怀庄慕陵的这段话，台静农似乎在慨叹自己人生的跌宕起伏，同时又在提醒自己不可迷失本心，要“活得从容”。不得已滞留台湾，台静农选择的人生并非是苟且于世，而追求“活得从容”，既然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抱负已然没有实现的可能，总要寻找新的人生意义和精神寄托，台静农所寻找到的，是教书育人的责任，还有他青年时已有涉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书法艺术。至于未名社、小说创作和鲁迅，其实归根结底都关乎台静农青年时的人生信仰，时过境迁，未竟的信仰是深刻的遗憾，但也是宝贵的纪念，彻底封存，不把它当作谈资，这也许正是一种珍而重之的态度。

　　斯人已逝，台静农留给我们的背影，既有青年时代的激扬，又有中年时代的沉郁，还有暮年时代的从容。细细品味他的这一生，余味绵延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