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之于文坛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的泥土气息、她的乡村歌谣、她对于历史的血性书写，都已为人们所熟知。在她近期的小说里，城市题材与乡村生活逐渐均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远离了“山神凹”。可以说，乡村生活给了她文学的想象和滋养，而城市，则让她的视野和文字都辽阔多姿起来。她在两个世界行走，同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自足与平衡。

　　自我修复的内在力量

　　葛水平写乡村，态度有点像另一个山西作家赵树理。他们都在乡村生活里浸润长大，写作都是由“里”而“外”，这使他们的文字和灵魂与乡村生活丝缕牵系，从而带来一个显而易见又极为难得的特点——“不隔”。
　　乡人敬畏着自然和土地，亲近着牲畜与草木。在葛水平看来，万物都带着灵性，高于且养育着“人”。她的小说流动着质朴和温情，有时因了乡人经营生计的狡黠，又略带几分风趣。《窑洞里的心境》代表了这类风格。葛起富的驴被人拉走与马交配，他气得大骂，可让他欢喜的是，年老体弱的驴竟然生下了驴骡。驴没有奶，葛起富便动员刚生育的儿媳给驴驹喂奶。葛水平写这类故事时没有精英主体的“俯视”，也由于与乡间生活隔着距离，那态度里便隐含着自然的诙谐，将乡村的生存逻辑、人情伦理和乡民心境都一一生动地呈现。
　　在葛水平笔下，村男乡女生活在他们固有的世界里，有着自己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这使他们的行为方式呈现出某种“陌生感”。《玻璃花儿》称得上是一个有意思的乡村“复仇”故事。柴晚生的爹与成万英指腹为婚，结为儿女亲家。没想到柴晚生一只眼睛是“玻璃花儿”，他受不了成万英一家的歧视，出外做生意并结了婚，从此和成家结下了仇怨。葛水平通过奇妙的设计将一个“复仇”计划慢慢收拢，先是成万英将闺女送给赌馆红运商号的掌柜，然后和算命先生精心设计让柴晚生进赌馆借下高利贷，输得精光。对于柴晚生的“变心”和“失信”，作家并没有苛责，只是将他置于一种终被“剥夺”的境地。葛水平意识到，这种叙事可能更适合中国传统和村民的逻辑，里面隐含的曲折正是乡村伦理和情感的折射。说到底，“善恶观”依然是乡村精神乃至儒家文化的形而上寄托。
　　葛水平笔下的乡村温润多情，饱满丰富，却又有着残酷和非人性的一面。在《所有的念想都因了夜晚》中，柴冬花的丈夫王必土结婚半年出外当兵，从此她守了活寡。45年后王必土带着另娶的妻子回来了，他心怀内疚地说死后一定和柴冬花埋在一处。柴冬花于是又开始了对“死”的盼望。在她死后，王家人很快就将她和一个早死的光棍合了坟。葛水平以现代“王宝钏”的故事质疑了那些合乎传统却悖离人性的方式如何戕害了鲜活的存在。至为可怖的是，这种戕害最终并非是外部侵入，而是女性自我内在的选择。
　　对出生于农村的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书写乡村往往寄寓着他们在现代都市生活里的精神想象。而葛水平更关注乡村生活的精神“原态”。《我望灯》中，李来法的原型是山神凹人何斗发，葛水平曾有散文《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写及此人，小说带有一点魔幻现实和怪诞的味道。李来法在一堆烂棺材里看到一团光亮之后陡然醒悟，枯坐五天化身为“神”，从此生活在“现实生活”与“神灵世界”往返的通道之中。可惜“神”也抵抗不住现实的诱惑，在他对女人有了欲望之后，“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因病而亡，单身入土，惟有一块名为“转红”的砖相伴。在葛水平看来，何斗发和李来法的思想比庄稼人的“狡黠”又“高出一个地垄”，正是这种与生计、生存和现实事务无关的“狡黠”使终生劳碌的乡民得到了精神的栖息和松弛。能看到这一点，是作者比其他写乡土作家的高明之处。她深信乡村有自我修复的内在逻辑，有枯淡生活中的出奇制胜，它们安如磐石地稳定着乡民的生活和生存空间，这比起现代性冲击来更具力量。

　　逐渐消逝的传统道德

　　然而，在葛水平绵密润泽的书写里，我又分明听到了一声悲吟、一曲挽歌，在哀悼古老礼仪和传统道德的崩陷。作者游走于乡村，看到了它的必然命运：每逢历史的转折关头和政治的荒凉缺口，它总是最先遭到弃掷和损坏。历史/政治的双重法则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有力地“修改”了人们固守千年的伦理。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土改”在“革命文学史”中的分量颇重。在葛水平等当代作家那里，多以“侧面”叙事展开对“革命”的思考和质疑。在《第三朵浪花》中，前清秀才王有才在1942年的土改运动中被划成了地主，贫农团绑走了他的儿子并将之“斗争”致死。作者未必不知道血腥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但她并不着力于此，而是想以“历史化”的描写将曾被奉为“至高无上”命令的荒诞性与残酷性传达出来。《春风杨柳》中，一个文物贩子打听到杨家祖坟里埋有好东西，杨氏兄弟俩为了10000元钱扒了祖坟，好日子没过多久便进了监狱。葛水平觉得在这些故事里，真正让人痛惜的不是政治或欲望对人的侵蚀，而是乡村人情伦理的撕裂与损毁，因为那是中国乡民千百年来生存的基本与底色。
　　相比于《第三朵浪花》，《人人都想当村长》则以一种荒谬性和喜剧性获得了叙事的力量。小河西村选举村长，煤矿的黄国富和前村委会主任李保库是被选举人，两个人为了选举各出奇招。乡村政治加上男女情事，还有作为背景的乡村逻辑，复杂性重重交叠。作者有意以“慢”节奏将两个选举人的精心安排写得庞大庄重，与最后的荒谬结果形成对比。最后，两个人都没被选中，因为小河西村的每个人都投了自己一票。这种荒诞的“乡村逻辑”在《比风来得早》中同样存在。小说通过村长李喜平与会计王政林对县委办副主任吴玉亭“升迁”所做出的反应及其变化，捕捉到了乡村生活中最势利、卑微又灵巧的一面，但所有的心机都在陈小苗带来的坏消息中成为一场笑话。葛水平以对乡村生活中各种衡量与计算的稔熟获得了一种“举重若轻”的叙事能力，并能够保持分寸地将之传达出来。她幽默而略带嘲讽地写出了乡人对待“政治”的态度以及机巧谋划里暗藏的玄机，将乡村的愚昧、贪婪和见风使舵的“智慧”展露出来，从而使故事获得了一种反讽的色彩。
　　这反讽传递的是叹惋，是悲凉，是缈缈不绝的对于往昔清明乡村与温暖人情的追忆和挽歌。这在长篇小说《裸地》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盖运昌的四房太太都没有为他延续香火，他看中了逃荒人聂广庆带来的女人，美丽有教养、生过两个男孩的女女。他只想多子多孙，家大业大，可是时代的动荡和家族恩怨却使他这一淳朴的愿望最终落空。在20世纪家国命运的巨大变迁中，乡土中国内在的淳厚、守正、公义、家族血缘等伦理都如悲歌袅袅，终成绝唱。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不可逆转的时代畸形、人心之变，葛水平不止写出了驳杂的现实，而且以种种“落空”的结局表达了自己对于世道人心的态度。这让人欣慰，因为它使我们得知，纵然对庸常现实的熟视无睹已经成为常态，但在好的作家那里，一种人文主义关怀，一份朴素的伤感和忆念，依然可以支撑起叙事和精神的传统。

　　未完成的挪移与调整

　　同样是面对政治的荒谬和现实的侵蚀，葛水平在写乡村与城市时，叙事方式有所不同。乡村里被毁坏的是伦理血缘，而城市里被毁坏的是个体生命关于生存、情感和命运的全部信念。前者可以借集体的力量进行修补，后者却难以修补。
　　《夏天故事》借少年牟遥远目睹学校里发生的不可理解之事，展现了“革命时代”的荒谬与残酷。黑板上“毛主席”三个字不知被谁打上大叉，全校风声鹤唳，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引出了美丽的杜老师与已婚刘老师之间的私情。刘老师以“流氓罪”被判刑7年，杜老师下放到校办工厂，这件事情给了牟遥远很深的刺激。“好多年后，他的脸上写下了风霜”，小说轻描淡写地折射着最沉痛的诉说。
　　在葛水平的城市写作里，生活辽阔丰富，欲望四处流淌，一步步探入并考验人心无常和精神变异。《失爱》带有某种寓言性质，指向当下城市的贫/富、权力/无产等阶层的剧烈分化。离异的中年男人李明在买狗一事上屡屡上当，最后一次买的狗皮皮英俊潇洒，颇惹母狗喜爱，最终和市长赵保中家里的母狗有了后代。李明在女朋友的指点下想去赵家认“狗亲家”，却被撵了出来，并被赵家连同狗崽子一起送进了精神病院。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作者无意渲染其中的悲酸痛苦，而是着笔于男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的“低智”及其对悲剧结局的漠然无觉，反而使压抑的痛苦持续不断地散发出来。
　　“痛苦”而不自知，也许是葛水平对城市人生存状态最深的观察，也是最透彻的描写。在《纸鸽子》中，单身母亲何明儿被有网瘾的儿子折磨得精疲力竭，儿子的阻挠让她没有办法再婚，只能和男方转入地下情，可是也难以从对方那里获得安慰和温暖。朋友海棠是一个生活富足的少奶奶，可她在无爱的婚姻里并不幸福，因与人裸聊而遭到勒索。也许因同为女性，写这类故事，葛水平的议论多于叙事。她拨开炫丽生活的枝蔓，注视着女性在失婚或无爱婚姻里的焦渴幽怨，感受着女人一点点沉入俗世生活底部而逐日凋零，心有戚戚焉。与《纸鸽子》不同的是，《凉月》写的是一个男人的婚恋悲剧。阿银娶了一个德国妻子，让人羡慕。可实情是，他在德国生存艰难，与妻子沟通不畅。大年三十晚上与母亲看春晚大笑，妻子叫来了心理医生和警察，母亲心脏病发而死，阿银离婚。虽然这个故事写的是异国婚姻，但其中都市人在欲望、诱惑、情感、亲情等冲突下做出的选择，无不包含着每一个个体所面临的痛苦。
　　如此奔波劳苦，凄惶难堪，难道就是城里人的命运吗？显然，这并不是全部，也并不是写作的终极指向，因为在那些痛楚和残缺里，分明还回荡着不绝如缕的诗情暖意。在《荣荣》中，荣荣小时因父母照顾不周，脊柱受伤，成了残疾人。在区委主任李进步的帮助下，她有了工作。虽然被无耻的未婚夫造谣生事，可她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真诚让人们看到了事情的真相。葛水平通过这个善良敏感、有着完整心灵的人物传达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
　　《停留在窗外的梦境》也许是葛水平近期城市题材小说里最好的一篇。贺晓因为音乐梦想和所爱的女孩马小丽而离开了亲人，在一次ATM机故障中提走20万，被捕入狱。这简直就是当下城市里每天都在上演的“梦想秀”。故事是灰暗绝望的，可父亲贺红旗由此展开的探望与寻找之旅以及马小丽做出的人生抉择都充满了坚持和美好。以现实标准论，贺红旗很失败，然而即使是在种种重压下，他依然坚守“人自有一份心里的端正和庄严”的人生信念。马小丽也并非携款潜逃，而是目睹贺晓因钱发生变化后无奈选择了离开。她坚持与在车祸中残疾的男友结婚生子，虔信“生活中充满了神灵”。本来，“无常”乃人生常态，作者却为之注入了一线光明和暖意，即人可以通过坚守和善意克服绝望，这里面的力量，既是一种诗情的存在，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表达。
　　葛水平写乡村已然纯熟，而在从乡村向都市的“挪移”中，她不得不面对叙事上的调整，即从对乡村的“静态”观察转向对都市的“动态”捕捉。她的笔力有时不逮，语言不那么丰实，人物的多元化有所缺欠，也许都与叙事调整的未完成有关。但她是有意识、有方向的写作者，假以时日，她可以在被物欲和庸俗所笼罩的生活里完成另外一个“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