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只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

　　切斯瓦夫•米沃什少年时代有位亲密的玩伴，斯蒂凡•扎古尔斯基，绰号“大象”。米沃什和大象都是“流浪汉俱乐部”的成员，两人一起参加同学聚会，一起远足旅行，一起驾着独木舟航行去巴黎。因为大象，扎古尔斯基家的利波夫卡庄园成了朋友们旅行(和避难)的据点。庄园位于威里亚河畔，河水湍急纯净，有“金黄的河床和天蓝的水面”。在这里游泳成了“流浪汉们”欢乐的仪式。他们会一个个跳进河里，泼水，嬉闹，比赛，“一直游到河的中央，然后随波逐流”。

　　米沃什后来回想大象，总是与他们在水上度过的日子有关，年轻的大象在海岸边，在码头上，像个水手。曾经他们驾着小船行驶到莱茵河，在河里翻了船，沿着黑森林的山间小路漫游到巴塞尔。在那儿他俩遇到几个德国少年，他们“很快就要披上军装”。

　　米沃什一直活到九十几岁，后来他有机会度过许多在河上的时日，那些河流向他展现它们的灵魂。他设法了解许多河流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全部情形，比如倘若驾驶独木舟，途中是要划过大片的水草，还是得绕开森林的树桩。在美国，他开车旅行，紧跟着河流穿山过岭，直到它们流入太平洋的入海口。

　　自从离开维尔诺，米沃什很少与大象联系，只有1940年夏天，他们曾在华沙偶遇。大象那时在做玻璃装配工，米沃什相信，这只是在给更重要的工作打掩护，他实际上属于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下抵抗组织。苏德战争爆发后，大象回到利沃夫，“在一栋高楼上层的一间房子里，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尽折磨。为了逃避进一步的折磨，为了不让自己背叛任何人，他跳窗自杀了”。

　　多年以后，米沃什把威里亚河写进了诗歌：“河流在这里转弯，流出森林。/它在阳光下翻滚，充满碧绿的反光。/这是星期天。村子里教堂的钟声嘹亮。/白云聚拢又散开，天空再度澄明。/顺着低矮的岸，他们跑得很远，变得很小。/他们试一下水，跳进去，河流便驮载起他们。/脑袋在中流时隐时现——三个、四个、七个。/他们互相比赛、叫唤，回声荡漾。//我在别人的土地上描写这一切。/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目的。/难道只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

　　文学作为永恒的纪念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裔美籍诗人、作家、翻译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1911―2004)，其一生的经历是一个惊人的故事。《米沃什词典》是这个故事的最后的总结，智慧的呈现。

　　90年代，米沃什五十年后首次重回故里，他说，曾经走在那些街道上的人，他一个也没有见到，他们不是失踪，就是死了，或者被流放。九十高龄，米沃什开始写回忆录《米沃什词典》。“词典”(Abecadlo)是波兰特有的文学形式，由短文(词条)组成的松散文体，文章按词条名首字母的顺序编排。《米沃什词典》中的词条，译成中文平均一两千字，短的二三百，最长的篇幅也不超过四千。考虑到它涉及时间地域之广，人物题材之多，这样的写法必须是高度浓缩的。米沃什用这种相对客观、抽离的文体，刻意与他自己保持着距离。

　　《词典》的这位叙述者的声音，不像回忆录常见的那样充满倾诉欲，相反的，它是一种“沉默寡言者的声音”，触摸到逝去的岁月的深渊。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回忆录，米沃什在书后“跋”中作了解释：“我的20世纪是由一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声音和面孔所构成，他们重压在我的心头，而现在，他们已不复存在。许多人因某事而出名，他们进入了百科全书，但更多的人被遗忘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利用我血流的节奏，利用我握笔的手，回到生者之中，呆上片刻。”米沃什始终小心守护着他的时代的历史经验。与他有过交集的人们，有的进入了历史的注脚，但更多的被时间之水覆没了，他们的名字或许只在米沃什的头脑中还闪着一星微光。驱使他写作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生者对死者的责任感，以文学这一永恒的纪念，祭奠逝去的亡魂。

　　在《词典》一个个词条看似粗略的叙述背后，是整个20世纪庞杂沉痛的历史记忆的暗涌。美国桂冠诗人(1995—1997)罗伯特•哈斯称米沃什是“20世纪最重要与最恐怖事件的目击者”，同时对于这些事件他还是“创新兼反叛的思想者与触角”。孩童时代，米沃什曾与父母在俄罗斯各地流徙，经历了一战到十月革命后动荡的时局。后来，作为一个欧洲小国的公民，他的命运一再与国家的悲剧牵系。他亲历了苏联和纳粹的入侵，目睹了屠杀和亲友的死亡，穿越战时封锁线逃亡，还有从社会主义波兰驻法大使馆职位上出走这样的戏剧性事件。被放逐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之外，他在巴黎过了忍饥挨冻的九年，在以《文化》(Kultura)杂志为据点的东欧流亡知识分子圈里活动，圈里形形色色的人物——《词典》各处均有述及——有不少从大屠杀中侥幸生还(有些故事，米沃什说，可以写成精彩的剧本，但是无人会写)。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将波兰视作“世界的肛门”，将斯拉夫人作为劣等民族大量杀害。米沃什的许多同学亲友死于屠杀，死于战乱，死于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死亡对于米沃什是一种常态，而他自己是与整个的不幸为邻。在《词典》的每一页，都能看到死者潜伏的幽灵。

　　米沃什在书中写道，“倘若我能够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我本可以搞出一种控诉和呻吟的文学。然而，我与我心里挤出来的内容保持着距离，这在艺术上帮了我的忙。”这种自觉的距离感，令《词典》的情感氛围带着冷调的背景。他的文字可以寥寥数语，直抵症结，这是诗人的直觉，也是智者的天赋。在《词典》中他用大量简笔，笔下的人物、观念，删去枝桠，都以最核心、最精神的面貌呈现纸上，带着发光的细节。他摆脱了那些外在因素的束缚，“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的核心”，正因为此，回忆录中谈及的一些人物事件，尽管背景陌生，读来却有影画的即视感。那些一句击中的叙述：“这位德国诗歌和音乐的倾慕者，一本关于贝多芬的书的作者，就在这一天，在帕尔米里被(纳粹)枪杀。”“基谢尔是真相的殉道者，总是为谎言而盛怒。他是个长寿之人，记忆多多，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激怒的状态——他长期生活在共产党的波兰，这是一个伪造和涂改历史的大工厂。”“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把枪管插进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很明显，他在此遭遇的事情，是往一盏已盛满厌恶的水杯中投下的最后一滴……不用说，他敏感细腻，在一个温文尔雅的环境中长大，受到较好的保护，远离社会底层习以为常的残酷的现实。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

　　米沃什身兼多重身份：诗人、学者、翻译家、政论家(《被禁锢的头脑》《权力的攫取》)。当他谈论着“烈酒”、“城市”、“教堂”、“初恋”、“知识”、“偏见”……他的见解和断语带着智性的魅力。而对于那些留在百科全书中的名字，“巴尔扎克”、“波伏瓦”、“加缪”、“罗伯特•弗罗斯特”、“阿瑟•库斯勒”、“亨利•米勒”、“叔本华”……米沃什做自己的判断，平静地说出实话。《词典》在情感上的克制，并非事不关己的一本正经，更像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乐得自我调侃，褒贬起人物来时而率性直言，比如他对波伏瓦和萨特两口子的厌恶：“在波伏瓦这里，一切都是对下一场知识时尚的拿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些失言之处，这损害了他的伟大。”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到，如果必须在真理和基督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会选择基督。米沃什认为，“那些选择真理的人大概更值得尊敬，即使真理表面看来否定基督。至少他们没有依赖他们的幻想，并且不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来创设偶像”。

　　在文字里重建理想国

　　米沃什是一个失去故土，转而在文字里重建理想国的人。他说，“我是一个理想国的居民，这个国度与其说存在于空间，不如说存在于时间里。”在“谢泰伊涅、吉内日提和佩克斯瓦”一节，米沃什回忆儿时家族庄园附近的几个村子。村民们喜欢树，每座农舍的屋顶都环抱着绿色，果树为每条巷道搭起了画框。在一段血腥晦暗的屠杀流放史之后，这个伊甸园与村落上空的炊烟一样，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了，但米沃什在他的回忆录、自传体小说和“词典”中不断回到这里。在他一生中，除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一直是被放逐在故土之外，没有身处说波兰语的环境，对此米沃什说，“语言是我的母亲，不管是从字面上说还是打比方。它也是我的家园，我带着它在世界各地流徙。”

　　米沃什不断提到早年经历的巨大影响：“幼时对某一事物的着迷就像一个神圣的誓言，它所带来的回忆会影响我们一生。” 米沃什在二战和流亡期间的遭遇，似乎决定他理应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自己保持着对“存在”、对“活着”的狂热赞美，可以归因于很早以前，在如诗如画的维尔诺度过的童年，让他的“五重感官收到了上天的馈赠”，并且终生从大自然汲取美与善的力量。当他终于收到伯克利分校的教职邀请定居新大陆，加州的风景也渐渐和故乡的风光融合在一起。故乡和故我，成为一件想像力的容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延展为一个精神的存在，不断塑造着人们个人的神话，自我的中心。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米沃什时，称其作品“庞杂而渊博，激烈而又幽深，而且在不同的气氛与层次中善于变幻：由悲哀到愤怒，从抽象到具体”，这些特点亦在米沃什最后的回忆录中显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