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的标签被撕掉了，却又贴上了“不好看”“太难懂”等新标签，消费主义需要“都教授”，不需要萨拉马戈，不需要小说的嘲讽与沉思。

　　“虽然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透过这句话，大概就能猜出若泽·萨拉马戈是个怎样的人。

　　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若泽·萨拉马戈这个名字很陌生，他是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迄今为止唯一获此奖项的葡语作家。

　　不能怪人们无知，到目前为止，国内大概只出过两本萨拉马戈的书，一是《失明症漫记》(即《盲目》，诺奖获奖作品)，一是《修道院纪事》，在市面上均难找到。而另一位葡语作家、巴西的若热·亚马多的书，至少能找到20种中译本。后者曾说过，每个作家都应该读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将该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想明白，他被国内媒体称颂为“一位写人民的作家”。

　　我们看到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之间，难免有差距。好在，今年新经典公司即将推出萨拉马戈的《双生》《复明症漫记》《石筏》《洞穴》《死亡间歇》等。对于有心人，至少有了更多了解的机会。

　　然而，还有达里奥·福(1997年获奖)、伊姆雷·凯尔泰斯(2002年获奖)、德里克·沃尔科特(1992年获奖)、希尼(1995年获奖)……这个名单太漫长了，不得不说，我们对当代世界文学几乎是无知的。

　　25年前，我在中文系读书时，从教材中几乎看不到1900年后的西方作家，不禁奇怪：曾孕育过司汤达、托尔斯泰等巨匠的伟大写作传统，为何突然中断？据茅盾先生在文艺随笔中说，那是因为西方文化腐朽了、垂死了、畸形了。

　　25年过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来的判断呢？虽然腐朽的标签被撕掉了，却又贴上了“不好看”“太难懂”等新标签，消费主义需要“都教授”，不需要萨拉马戈，不需要小说的嘲讽与沉思。

　　如果说获奖作家尚且如此，则常年居于预测榜高位的作家就更为落寞。比如阿尔及利亚女作家阿西娅·吉巴尔，过去5年一直位列前10，可直到去年国内才有一个很短的中译本《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再比如匈牙利的彼得·纳达斯，多次列入前三，目前却没有中译本；至于莱斯·穆瑞、卡塔利斯库、班达里等，恐怕更是犹如外星人。

　　其实，诺奖未必能体现当下世界文学最新成果，毕竟它是“老人奖”，带有盖棺论定的意味，获奖作家基本告别了创作盛期，109位获得者年龄加起来达7028岁，平均年龄64.47岁，而近10年更是达到惊人的70.5岁。

　　换言之，诺奖奖励的是20年前最优秀的作家，就算能给中国的写作者提供一个标尺，这个标尺也早已过时。而当下西方作家关注什么，他们在写法上有什么创新，他们有什么新的思考，我们无从得知，只能在别人20年前的感觉中寻找共鸣，并为之嗨得要死。

　　世界眼中的大作家，我们眼中的陌生人，世界的旧趋势，我们的新宠物。当我们畅谈“与世界接轨”时，不应忘掉，我们接的很可能是低层次的轨，是一美元等于6.126元左右人民币的轨，在精神层面、文化层面乃至情感层面，我们依然存有很大的误读，依然是个“陌生人”。

　　不能忽略这个误读的副作用，翻翻当下的语文教材就能明白，我们还在按传统方式培养孩子，还在把文章无限拆分，使其从生命体变成一个个段落、句子、词汇、中心思想。收入的许多文章是当代人的拙劣之作，它们能被选入，仅仅是便于拆分，从小到大，孩子们看到的只是一堆适合装配的文学垃圾。

　　我们在不知不觉地建造一个信息洞穴，以为这里可以藏一点私货，可以保护暂时的平安，却不知洞穴将遮蔽视野，毒化心灵，一旦我们习惯了在屏蔽中生存，就会像所有穴居动物那样，对束缚与压抑产生依赖感，甚至从中体会到幸福。而一个习惯于被绑缚、不期待飞翔的灵魂，如何才能达到更高境界？

　　在人类的认识中，有一个不等式：从已有的东西中失去一，我们往往看成十，为之长久苦痛，而从未有的东西中失去十，我们往往看成一，以为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其实，两者同样是损失，但后者却被轻易原谅。

　　究竟错过了多少个萨拉马戈？细数起来，实在太多，由此知道我们与文明之间仍有太遥远的距离，也许要一两代人的跋涉，才能真正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