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建筑学专家，近年来，朱涛投身于建筑的专业解读、空间的社会关怀以及建筑学历史研究，于2010年获得由《南方都市报》及八家中国建筑媒体联合颁发的“中国建筑评论奖”。2014年1月，朱涛的著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后，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在该书中，朱涛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剥丝抽茧，耐心细致的解读，将梁思成、林徽因的思想、话语、作品纳入特定的历史语境，试图“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

　　两个问题特别有意义：第一，关于梁、林二人对前人学者的资料借鉴的问题。朱涛探讨的核心围绕着：梁思成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等。朱涛的做法是：把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同仁的各篇写作文本精确地放回到历史的时间点上，与当时已有的其他国际学者的著作相对照，动态分析出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形成过程。尤其强调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对梁的影响。朱涛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空泛地抬高了梁思成的历史地位，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梁思成建筑学思想的起源，“只有理清他们的思想、知识中哪些是吸收了别人的成果，才能真切体会和珍惜梁及其同仁的创造性。”

　　第二，“梁陈方案”的由来，以及方案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更加颠覆。

　　梁思成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学家，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来源于“梁陈方案”。关于梁思成的论著大多缺乏历史分析，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强化这一印象：正是因为没有采纳“梁陈方案“，才导致今天北京故旧毁坏、内城拥塞、秩序紊乱的局面。朱涛打破了梁思成因此而“被神话”的悲剧英雄的形象。

　　朱涛认为，“梁陈方案”实际上是结合了当时的状况，再次系统化整理了以前关于北京郊区另辟新城、疏散式发展的思路。日本在占领北平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规划，以颐和园万寿山为山顶，相当于重造一个紫禁城。以佛香阁为制高点，南北一个中轴线，对称的。它的规划思想和“梁陈方案”其实是一致的———完整地保护旧城，修一个新城。同时，朱涛梳理了陈占祥与娄道信在1948年为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制定的《首都整治区计划总图》(简称“陈娄方案”)。朱涛认为，这是催生“梁陈方案”的另一条历史线索，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陈占祥而非梁思成。朱涛对“梁陈方案”进行了再评估，认为这一方案将问题界定得过于单一，提供的解决方式也过于单一，而且规模过于宏大，它在操作上不具备可行性，“梁陈方案”即便实行，北京城今天也会混乱。

　　朱涛抱出来一大堆浩繁的史料，像剥洋葱一样，一瓣一瓣地、一句一句地，最后剥出梁思成和那个时代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形成，不仅看到了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史，也看到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任意性的政治风潮的裹挟下的左右摇摆和茫然失措。而延续至今的“建筑任意化”和城市建设的盲目“跃进”，更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值得尊敬的人，所以我们习惯于美化、戏剧化“梁思成”们的经历，让这些经历一桩桩浓缩成轶事。与其赋予“梁思成”们过亮的光环让他们成圣，不如剥开洋葱，正视其中的内核，将盒子打开，将过于洪亮的声音拧小，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打上问号。朱涛的观点还需商榷，这一工作需要更多的建筑学家和史学家，更多的声音的参与，更多思想的交锋，这个过程，也许辛辣，也许令人惊诧，却不能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