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喻继高工笔花鸟画的艺术成就，不少专家学者已作了多方面的评论。我想转换一个视角，即从江苏工笔花鸟画整体发展状态及在当代中国画坛的地位的角度，来确认喻继高的艺术定位。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江苏中国画创作在全国异军突起，实际上逐步形成了两个画派：一个是以傅抱石为首的新金陵画派(山水画为主，人物画为辅)，另一个是以陈之佛为首的江苏工笔花鸟画派。遗憾的是多年来人们只关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甚至由于认识上的偏差而产生对陈之佛、喻继高等艺术定位的游移飘忽，时而将他们划入新金陵画派，时而置之不提，时而又另提“陈派”。我本人一度也曾处于这样的矛盾状态之中。

　　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从实际出发，我主张命名为“江苏工笔花鸟画派”。这个画派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开创期，70年代后期以来为拓展期。

　　江苏工笔花鸟画派诞生于中国工笔花鸟极度凋零的时代。工笔花鸟始于六朝，至唐代独立成科，五代形成“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两种艺术风格。宋代宫廷画院更由于皇帝的提倡而达于鼎盛。但元、明、清以来因水墨写意文人画勃兴，工笔重彩越来越少人问津，到民国时期几乎濒临绝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之佛、于非闇等毅然选择工笔花鸟，并卓然形成“南陈北于”两种代表性风格，也可以说是分别以陈、于为领军人物的南、北两个工笔花鸟画派。

　　陈之佛开创画派之功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艺术观念。强调花鸟画的本体特点，崇尚意境和情调。意境“就是画家的思想感情通过对象描写而与对象融合后所表达于画面的情调”，他既鲜明地提出“思想观点变了，绘画的意境也必然随之而变”(使人联想到傅抱石的“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同时坚决反对不尊重艺术规律的庸俗化的政治图解。二是艺术语言。在继承宋元传统画法的基础上，吸纳了东西方绘画色彩和图案造型之长，创造出融抒情性、生动性、装饰性于一体的新画风。格调富丽而典雅，对比而和谐，即使浓妆艳抹，也能归于平淡天真。积水法和有色纸绢的运用是他的独创，愈增古朴庄重之美。三是发现和培养人才。陈之佛主要从事工艺美术教育和研究，自1934年起钻研工笔花鸟，可谓孤军奋战。直至1949年以后，才正式接收工笔花鸟门生，喻继高就是他晚年最得意的弟子。陈之佛的女儿陈修范、女婿李有光直承家学。1958年，陈之佛由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调任新成立的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同年，比他小20岁的李长白从无锡华东艺专合并到南艺，精于工笔花鸟；另一位毕业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青年教师刘菊清也调来南艺，成为陈之佛的传人。以上6位画家，构成了江苏工笔花鸟画派的基本阵容。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工笔花鸟画坛又涌现出一批后起之秀，如江苏省国画院的张德泉、喻慧、赵治平，南艺的江宏伟、孔六庆、张晓星，南京军区部队的李大成，南京市的王德舜、朱忠琇、谭红屏、杨晓梅，苏州的姚新峰、李伯庆，无锡的张剑芳，扬州的顾扬，南通的王法，盐城的金城君，连云港的贾俊春等。他们在总体上既承传了老一辈开创者格调典雅灵秀、讲究诗情意境的传统，又在精神内涵和艺术语言上有所拓展和丰富。在一部分作品中，程式化的人格寓意转化为个人对大自然生命力的感悟，古典的“天人合一”与现代生态和谐意识相交织；构图多有破“虚”为“实”以增审美张力；笔墨色彩形态更呈多向趋势，或工笔重彩，或工笔淡彩，或重彩与水墨相结合，出现了“和而不同”的景象。他们中好几位在全国性大展中屡屡获奖。江苏工笔花鸟画派已成为当代中国画坛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劲旅。

　　陈之佛开创了江苏工笔花鸟画的一代新风，但不幸于1962年英年早逝，年仅66岁。在他之后，喻继高逐渐成为领军人物。这是由喻继高的艺术道路、创作成就、人格力量和巨大影响所决定的。

　　1951年，19岁的喻继高由家乡徐州铜山县农村考入了南京大学艺术系，幸运地成为傅抱石、陈之佛两位大师的学生。傅抱石对他的影响主要在坚定地走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之路，陈之佛对他的影响则在工笔花鸟创作理法和沉静心态。作为课代表，喻继高比别人有更多机会接受指导，并观摩和临摹老师原作。1955年毕业后，他们仍然关系密切。1956年，喻继高的作品《牡丹蛱蝶》即入选全国青年美展并获二等奖，1958年便在南艺开设工笔花鸟画课程。1959年夏陈之佛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和布置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松龄鹤寿》，请喻做助手，并要共同署名，喻婉言谢绝。同时，喻和南师大教授杨建侯合作完成同样尺寸的工笔《孔雀图》。正因为喻的出色，1960年他正式进入江苏省国画院，受聘为助理画师，并担任了画院首届学员培训班的辅导员。1963年，他的作品《春光烂漫》又入选第三届全国美展。

　　真正使喻继高名闻全国的代表作是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荷香鸭肥》和《梨花春燕》。前者富丽繁茂而亲切和谐，后者雅洁如雪而动人心弦，由此揭开了他的两种审美风格取向。从此，他的作品频繁地参加全国大展和应邀到国外展出，走进许多重要场所，更走向了广大人民群众之中。1984年，他被任命为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1987年，被选为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名誉会长；1993年当选为江苏省美协副主席。1997年，喻继高个人画展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展出，这是他继1986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个展之后的又一次成功之展，联合国文委会向他颁发了奖状，表彰他在中国绘画上的卓越成就和对世界文化交流作出的巨大贡献。2001年，他受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

　　喻继高工笔花鸟画艺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传承陈之佛精美、典雅、恬静画风的基础上，渗入了浓烈的乡土情结和新时代的昂扬诗情，对宋元传统精髓的把握及对民间审美趣味的把握，使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明朗的气息和活泼的生机，达到了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境界。这些特点，在《荷香鸭肥》《梨花春燕》《春江水暖》《樱花鸳鸯》等代表作中表现尤为鲜明。这是他之所以成为新时期江苏工笔花鸟画派领军人物的重要原因。用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潘絜兹的话来说，喻继高的画没有古代院体画的矜持作态的富贵气、宫廷味，也没有古代在野派那种恬淡幽远的隐逸气、江湖味，他是入世的、属于我们新时代和人民的艺术。“繁盛、充盈、丰富、欢乐、光彩照人、典雅秀丽、风流蕴藉、活泼天真、雍容豁达、泱泱大度，这就是喻继高工笔花鸟画的基调和风格。”这里接连用了10个形容词，足见器重之情。

　　人们常说画艺难以达到“三满意”，即专家点头、群众喜爱、领导赞赏。然而喻继高做到了。

　　且看专家之论：

　　杨建侯早在1984年就指出：“陈之佛作古后，主持其事业而卓有成效的当推喻继高。”

　　李松说：“他把工笔花鸟画推进到新的高度。”

　　孙克评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画家的代表人物”。

　　董玉龙将“南陈北于”、“南喻(继高)北田(世光)”并称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工笔花鸟画四大家，说“前三位已走进历史”，而“喻继高仍继续在现代中国工笔花鸟画坛耕耘播种，谱写着新时代的历史辉煌”。

　　周积寅认为喻是“陈之佛之后第一人”。

　　陈传席说：“中国的工笔花鸟画，陈之佛、于非闇之后，喻继高是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流的画家。”

　　尚辉认为他“光大陈之佛开创的工笔花鸟画风，使之更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审美判断和视觉感受”。

　　喻继高创造了中国工笔花鸟画史上几个“第一”：作品印刷总发行量超过一亿，数量第一；为中南海绘制《苍松瑞鹤沐朝晖》宽8.15米，高2.8米，画幅第一；先后被邀请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直至联合国总部大厅面向世界各国代表，又是第一。

　　说到喻继高的人品，可谓有口皆碑。他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嫉恶如仇。“文革”期间，他冒着巨大风险保护了傅抱石429幅遗作；多年来数十次赴北京为国家机关绘制多幅大画，分文未取；为救助孤寡老人、失学儿童数十次捐款；为抗洪救灾、运动会、艺术节、残疾人事业、希望小学乃至农村文化中心，慷慨捐款捐画。我和他有多年的交往，体会良多。1973年我从下放劳动的张家口分来南京工作，成为他的部下，那时他是江苏省美术创作组副组长，对我很是关心。因为夫妻分居两地，一度我曾想调回故乡高邮。他听说后，晓以大义，竭诚相劝，说：“你是中央美术学院史论专业科班毕业，在南京才能发挥作用，到高邮实无用武之地。”走过这么多年的艺术旅程，至今我仍心存感激。他爱憎分明，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他坚决抵制错误思潮，敢于仗义执言。对真正的艺术创造精神却又鼎力支持，对画坛后辈爱护有加，悉心指点。

　　所有这些方方面面的总和，自然而然地把喻继高推上了江苏工笔花鸟画派领军人物的位置，也推上了中国当代工笔花鸟画坛主要代表人物的位置。

　　由陈之佛开创的江苏工笔花鸟画派，在喻继高的带领下，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画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与于非闇开创的北方工笔花鸟画派并峙称雄。这两个画派在艺术精神上有不少相近之处，比如对生活和传统的重视、对花鸟生命力的体悟、对意境创造的追求等。但在风格取向上，具有相对的差异性。比如，北派多厚重美，苏派多灵秀美；北派多富丽感，苏派多恬淡感；北派多壮气，苏派多文气；北派多刚放，苏派多柔韧等等。但我们也看到，在现代化、信息化的条件下，南北两派似乎加快了相互吸收的倾向，一些作品已经分不清流派。这是一个正面、负面同时存在的两难状态。从风格多样化、丰富化的角度来看，我以为还是不要“合流”好。画派的个性化与画家的个性化，应当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喻继高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艺术精神和艺术特质，不仅值得“派内”画家深入研究，也值得“派外”画家仔细品味。

　　画派的生命力，取决于代表性画家的产生和优秀作品的出现。陈之佛、喻继高已经作出了表率，张德泉、江宏伟、喻慧、赵治平、孔六庆等已成为中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在喻继高的带领下，江苏工笔花鸟画派必将更加大有作为，在海内外绽放夺目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