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关，正值人们回家团圆的高峰期。据预测，2014年春运客流量将达36.2亿人次。通过“百度迁徙”，更可直观地看到每天都有数亿人次像候鸟一样穿越千山万水。大家之所以不辞辛苦地迁徙奔波，是因为有一个地方叫老家。哪怕你走得再远，变得多么阔，大概都要拖家带口回到那里。老家，如同绵绵无尽的根脉，让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割舍不下。正是这个时候，读到了潘灵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禁不住感慨系之：我们总以为老家坚如磐石，可是就在不经意间，它已面目全非，千疮百孔，甚至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潘灵以其文学的敏感和忧患，写出了乡土中国正在领受的丧失之痛。

　　小说题目即点出了故事的关键：原本二百多号人头的丫口村，如今只剩下一个村民——光棍汉包伍明，其他人都被城镇化到了城市、镇上。在这个近乎废弃的村子里，包伍明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与他作伴的，是一条黑狗和二百多只羊。故事的背景显然有种极端的寓言性，别人都急着赶着进了城，剩下包伍明一个人，能不能守住他的村庄？为了给包伍明的顽固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作者特为他设定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前史”：他的父亲只因偷偷开垦了一小块荒地，便被打成坏分子，受辱而死。他在外流浪十年才回到故乡，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当年夺去父亲生命的那块地。但是土地带来的红利并不长久，远方的城市才是磁力超强的磁铁，乡亲们就像“来不及思想，来不及迟疑”的铁钉，丢下了原本视为命根子的土地，“抛下自己的老屋、祖坟，舍弃自己的猪、牛、羊、马，鸡、鸭、猫、狗”，铁了心地化作了城市的一颗颗钉子。整个丫口村人去屋空，田园荒芜，一片死寂。只有包伍明死活不走，成了最后一名村民，丫口村成了他一个人的村庄。这样，他的留守就有一种悲壮的象征意味。原本被胃病折磨得准备寻死的包伍明，意识到活着的重要：只要他活着，丫口村就还在。他把自己的生命和丫口村绑在了一起，这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还生出了从未有过的使命感、庄严感。假如仅是这样，包伍明的故事或也无趣，如今，类似的村庄、类似的老人并不鲜见，问题是怎样才能写出那种无家可归的乡愁？

　　为了表现包伍明的乡土情结，作者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热爱土地的人。对包伍明而言，农民种地，天经地义，离开土地便是背叛，好好的土地不长粮食更是罪恶。看到田地一季季抛荒，长满了茅草野蒿，到处都是田鼠洞，他痛心不已，想要把荒芜的土地重都种上庄稼。但这疯狂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因为，“他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权利”。无奈的包伍明这才死了种地的心，任凭村里的田地荒芜下去。田荒了，地总还在，但是村子空了，就等于废了。因为害怕“记忆会把丫口村的乡亲丢失掉”，包伍明“用乡亲们的名字给羊命名”，这样就能经常数落那些走失的名字，他通过羊群虚拟了一个生动的丫口村。然而这也只是“一个人”的自我安慰罢了，包伍明并不能阻止丫口村的消失。

　　以上算是包伍明的个人行为，小说还用更多篇幅写了其他几个相关人物。他们走马灯一样在丫口村现身、离去，除了达到了增强故事情节的技术性效果，当然更突出了一个人的村庄的严峻性：包伍明对抗的不是一个空村，而是空村外面的世界。有行政上的压力。当官的转硬兼施，带了省里的好政策，再三动员他“农转城”，包伍明不为所动，还和镇长翻了脸。有生活上的压力。有为了把包伍明逼到镇上来，镇长下令切断了丫口村的电路，让他点不了电灯、看不上电视，包伍明仍是硬撑着，不肯就范。不过更大的压力却是精神上的：几个“回来”的原丫口村村民，将他小小的“巴望”击得粉碎，让他“彻底清醒”了。那些离去的人，是再也回不来了。首先，是在省政府吃国家粮的陈光宗，他送回父亲陈老者的骨灰。陈老者是包的老友，原来约定在省城呆一年就回村的，包伍明不得不接受陈患老年痴呆、跳楼自杀的事实，还不得不接受陈光宗的代其葬父的请求，因为陈光宗要赶回去为儿子填报中考志愿。作为报酬，陈光宗留下的是五百块钱。在陈老者坟前流泪的，却是陈家的黑狗小青。包伍明不由感慨：“最懂得感情的，不是人，是动物。”其次，是丫口村原村主任刘安文，这也是一个并未正面出场的人物。他举家搬到了省城，却给人签下合同，把丫口村的神树——有八百年树龄的银杏树——卖给了城里人。眼见一群无赖挖走了丫口村的根，自己却无力阻止，包伍明心里只有挥之不去的挫败感。他害怕所有的东西都被移走，害怕有一天丫口村也会完全失踪。第三个回村的人是尹小贵，这个成了“尹总”的暴发户，回老家是为了改风水。包伍明帮他改了院门，他送给包一部手机。包伍明以为，真的可以通过手机告诉“尹总”老屋的情况，岂不知那只是人家的一句说辞，没有人真正在乎老家怎样了。第四个回村的是阿莲。这个在城里“做鸡”的女子，回来是想给父亲“修一座气气派派的墓”，却不知坟头在哪里。阿莲只好留下一万钱，拜托包伍明逢年过节给丫口村所有坟头上都烧上两刀纸，这样她爹的坟头也就烧到了。比起前面几个有头有脸的“成功人士”，自认低贱的阿莲反而更有人味，至少她还记挂着给死去的父亲争个体面，至少她害怕愧对丫口村这样的故乡。所以，对丫口村故乡而言，亲近、守护、敬畏已属奢侈，疏离、背弃甚至出卖才是家常便饭，像包伍明这般“瞎折腾”，纯属吹鼓手赶集——没事找事。

　　然而，面对越来越悲哀的现实，包伍明并未就此罢休，而是把“没事找事”做成了一种信念。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作者构设了一个仪式感十足的结尾：为了让丫口村的春节有点“年味”，包伍明不光以数羊的方式把全村的人名叫了一遍，不光上了坟山，为每一个坟头下跪、点燃纸钱，还在村口摆了香案，替丫口村人拜祭所有的祖，祈求祖先把他的儿孙们召回来。可见，包伍明仍不愿接受丫口村已经不复存在的事实，还梦想着它的儿孙能够重返家园。这还不算，因为不甘心除夕夜过得冷冷清清，包伍明又为他的羊群办了一场春节联欢晚会。他一个人身兼主持、演员和观众，插科打诨，调动气氛，吹拉弹唱，他唱得投入，唱得沉醉，“他拉着二胡唱，他敲着铜锣唱，他擂着大鼓唱，扯开了嗓门唱，拼了性命唱”，将一个人的狂欢推向了高潮。小说也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中划上了句号。显然，作者是要通过这样的刻意，宣泄一种无以皈依的悲凉。包伍明的尴尬姿态大概也可作为乡土中国最为形象的真实写照：在他身上，有值得感佩的中国之心，也有朴素本然的担当精神，他的隐忍，坚韧，抱残守缺，确确有着常人难及的生命力，他让我们看到了乡土中国最为强大的一面。

　　只是——不过，小说的终点当然不止于此。尽管作者极其铺张地让主人公大肆浪漫了一把，但是一个人的村庄毕竟不成其村庄，一个人的联欢毕竟无法化解乡土颓败的根本难题，把一个身单力薄的老鳏夫塑造成唐·吉诃德式的硬汉人物，终究还是一厢情愿的装饰性笔法。《一个人和村庄》所揭示的，并不单是一个丫口村的问题。既然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靠行政命令强制执行固然不可，像包伍明那样死守荒村亦不足取，最为关键的是：我们的城市是否具备了尽可信赖的现代性，谁能保证过度的城市化不会化出太多的不肖子孙？我们的村庄能不能保住自身的元气，不至于自断根脉，不至于把生生不息的乡土变成荒废之地？就像小说里的陈光宗、刘安文、尹小贵、阿莲，这些人走出了丫口村，却被城市不同程度地扭曲了，异化了。而包伍明，虽对本乡本土有着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却也无法作为希望的脊梁加以肯定。小说无疑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乡土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假如我们只是片面地追求表面上的城市化，丫口村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村庄、包伍明大概也就是最后一名村民。《一个人和村庄》如同贸然唱出的挽歌，很能让人生出黍离之悲，虽然有些杀风景，却也值得引为深思。

　　每个人都该有一个承载乡愁的地方，每个人都该有一个安妥灵魂的故乡。如此，才称得上诗意地栖居；如此，方可体味“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好在，人们已经明白乡土中国正在腹背受敌，已经认识到“记得住乡愁”的重要，但愿丫口村的结局只是作家无从兑现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