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质疑宏大叙事，是因为我们的文学艺术曾经历过一个任何细节都可以在政治上上纲上线的时代，把任何“小”都看成“大”，把任何细枝末节都看成是政治的隐喻，是因为我们曾经要文学艺术证明、图解既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先验的历史必然性。人们担心，如此重提宏大叙事是不是会重新回到概念先行的老路上，千篇一律、万人同腔地去证明一个、图解一个已经存在的政治概念或前卫观念。思想来自于上面的指示或安排，艺术家只是用技巧在艺术画面上实现它，领导出思想、艺术家出技巧的局面会不会重演复现。

　　人们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我们有历史教训。1979年前后，我们的文学艺术用了很大的力气去解构“大历史”，去摧毁“伪崇高”，去拆穿“假英雄”，对那些与个人无关、与当下无关的口号、宣传、理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讽、挖苦、讽刺和消解，文学艺术遭遇到了私人化、个人化、欲望化、非理性化、非政治化、非历史化、非崇高化、非英雄化、零散化和小叙事化的文艺口号和文学策略。似乎文学艺术刚刚迎来了一个剥去假面、裸露自我、宣泄自我的时代，何以又要告别“内在之我”、“一己之我”、“真实之我”，向历史、民族、社会、“大我”靠近、趋附、突进呢？

　　但这是不是说“宏大叙事”是落后的创作观念？“后现代”，“碎片化”、“小叙事”，纤细的个体和自我才是文学的正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纵观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那些经典之作和被奉为典范的作品，比如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哪一部不是宏大叙事的产物呢？

　　既然文学的经典创造离不开宏大叙事，那么在重建宏大叙事时如何避免误入歧途呢？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重建宏大叙事的路径问题。

　　如何从生活的整一性出发

　　艺术是立足于当下的，但它向来是不甘心局限于当下的，它必然要为自己提出更宏阔的视野，放远眼光，使人们能够从过去、也能够从明天来认识当下。换言之，艺术为了当下，为了更具有说服力地表现时代，往往会自发地将时代看成是历史的继续和延展，将未来看作是时代和合目的的发展。艺术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具有将世界、人类、思维贯穿起来认识和理解的能力。因此，这种历时性的整一性不是一种虚妄，而是人类思维和自我意识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精神创造的高级形态。

　　实践正在证明，我们的飞速发展、财富创造正在为我们奠基，使我们更接近于伟大复兴的目标。与之相适应，我们的精神生产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状态，或者怀疑状态或无可奈何的状态。精神创造必然成为一种力量，介入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成为起飞的双翼，共同为谱写新的历史而展翅翱翔。文学艺术不是爬行在生活之后、不是爬行在时代之后，它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因此，文学艺术应该有时代的创造者的姿态，接续传统，立足当下，创造未来。对于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将当下与历史对立起来，将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将人生与知识对立起来，不追求前后贯通，无法寻找到它们的通变规律，不要说赢得宏大叙事了，即便是能否达到真实反映时代都是有疑问的。换言之，真实地反映时代，是不可能仅从自我出发、仅从当下感受出发的。宏大叙事的时间不可能是单维度的。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创立了伟大文化的民族，我们的历史是曾经辉煌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所要实现的文化复兴同样是伟大的。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

　　毋庸讳言，我们的文学艺术曾经一度变成“伪崇高”和图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工具，换言之，艺术一度变成政治观念、先验观念的附庸。在这里，历史、时代、未来被一种先验概念所统摄，艺术以感性方式附属于至高无上的社会真理，变成了主题先行的艺术，因此艺术也就变成了非艺术。这种“艺术”在“文革”期间得到了大爆发，一时间“假大空”、“红光亮”的伪崇高，虚假的一种不接地气的崇高意识、理想追求，成为那个时代整个影响当时创作格局的理想观。新时期思想解放以来，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调整了我们的艺术观和理想观，拨乱反正和重回生活现场成为新的追求，强调近距离表现人生、表现社会、贴近现实，强调社会的介入。强调从个人出发，强调从自我的真实感受出发，反对既定的真理、社会规律、历史必然，试图恢复人们对历史、现实的真实感受。文学艺术为了反抗话语霸权，将自己变成了零敲碎打，让人们在感觉中迷失；为了反对伪崇高，不惜让自己鄙俗粗陋；为了反对伪理想，不惜让自己无奈绝望。为了恢复生活的质感，甚至不惜将笔触局限于一己之我、瞬时之我、碎片之我。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反”字头的艺术，不是艺术的常态，影响了艺术家的主体构建，也不可能成为历史所选择时代样本或典范。把这样一种抵制伪崇高的姿态变成了一种常态，把一种历史性的任务、阶段性的任务理解为艺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也许就是我们当代为什么还没有大师或经典产生的原因之一。

　　我们看到，这些怀疑的文学艺术，这些以拆解为目的的文学艺术，这些以“不相信”为主体倾向的文学艺术，对时代、生活的认识、理解、描写失去了多维性，失去了对话性，生活没有历史，时代没有未来，精神苔藓化没有理想的感召，甚至咀嚼当下的褊狭体验，酿造失败主义情绪，被奉为走向真实的不二法宝。

　　文学艺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这种状态。因为不断创新的艺术，不可能不突破已有的格局，对生活和对生活真实、时代精神作出新的理解，而宏大叙事的重建，就是要从对生活、时代、历史的整一性理解出发，形成宏大叙事的基础。艺术的精神家园意义，在于他抚慰历史，关注现实，展望未来，在于他能够从历史汲取豪情，创造生活，从理想中获取力量，因此艺术具有穿透的力量、感染的力量。显然宏大叙事，不是让三者分离、对立、不可调和，而是具有可以相互贯通的必然性。发现这种必然性，表现这种必然性，让读者和观众接受这种必然性是艺术家的任务。

　　必须从特殊或个别出发

　　从艺术总是以一当十、以小见大的修辞手段看，艺术中的宏大叙事表现为不拒细流、垒土成丘，因此，艺术中的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并不矛盾。

　　回望历史，《红楼梦》借助于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写一个家族的兴亡故事，以一家事写百家事，完成了一个“百科全书”般的宏大叙事。《战争与和平》写彼埃尔和娜塔莎各自不同的爱情婚姻故事，把他们的成长和命运放在俄国人民反抗法军侵略的宏大历史背景上，也赢得了史诗性的声誉。由此可见，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不存在对立关系，相反，没有具体到个别、个人的生活描写，宏大叙事难免流于见事不见人的可悲境地：不见跃然纸上的性格而只有事件铺陈与故事叙述。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有不少宏大题材的创作和鸿篇巨制，但却少有精品问世，鲜有可以反复阅读、反复品味的当代经典。宏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历史性的时刻、里程碑的事件，很多的历史事件和场景被我们纳入到了艺术视野中，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但却没有成功或者很少有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因此也遗憾地成为一晃而过的“制作”，而不是创作。对比已有的文学经典，我们不难发现，《红楼梦》是经典，它离不开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的人物塑造；《战争与和平》是经典，也离不开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没有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宏大叙事必然落空。

　　当前在我们的大制作中，历史的花边化、花絮化倾向严重。历史的“花絮化”，或者花絮拼贴，缺乏有机性，与其说是没有认真地挖掘历史、研究历史，倒不如说是从来没有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观照历史，忘记了宏大叙事的美学规律，即必须从特殊或个别出发。只有这样，艺术才能变成自在、自然、自为的艺术，而不是“大事记”的艺术，“年谱化”的艺术，众多历史人物纷纷登台亮相“走过场”的艺术。

　　写出一段自在的历史，应该首先写出一个或数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塑造。不是人附在事件之上，附属于过程之中，而是事件在人的命运中，艺术的对象包括事件是人物性格的一部分和展开，这样艺术才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人物性格的逻辑与历史发展的逻辑，形成互动、相反相成的关系，个人小宇宙蕴含着大世界，将个人与事件的社会关系真实地表现出来。写出一段“自然”的历史，就是让历史显现它充分的客观性。任何艺术都是艺术家主观创造，是艺术家主体性的显现，但艺术家的才华却不是在宏大叙事中以“自我”压到对象，以主观去征服客观，而是将历史的“去我化”，“去主观化”，用历史事实和艺术真实去征服读者和观众。写出一段“自为”的历史，就是在历史描写中隐匿自我，让历史的目的自我生成、自我呈现，不以主观理念去提示艺术选择和思想倾向，不把艺术家的主观意图变成跟着画面走的画外音。

　　“如何以大写的艺术来抒写我们伟大的时代”。艺术家个体不同，宏大叙事产生的动机也可能是宽泛的，尽管宏大叙事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但它并不限于某一意识形态，对某一集团、阶层、阶级、社会、民族和历史发展前景的理想或忧患的叙述，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这又必然联系到文艺审美理想和创作方法的选择。大写的艺术，写大我，但这个“大”是由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个性组成的，不是有了大自然有了小，而是有了众多成功的小，才能完成大。小不是工具或者一个伟大目的的粉饰，而是自我具有走向伟大的能力。

　　宏大叙事离不开理想性的时空建构

　　抒写中国梦，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宏大叙事。或者说，当代“中国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宏大叙事”。百余年来，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风云变幻、风起云涌的时代，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间我们的民族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经历了多少苦难？战胜了多少挑战？闯过了多少难关？曾经过什么光荣与梦想？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用自己的热血、行动写就了时代的史诗，而我们文学艺术理所应当地要创造性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史诗。

　　讲好中国故事这个宏大叙事，首先离不开我们主体的雄大和自我的自信，换言之就是不能没有浩然之气。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要确立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艺术观念，可以把它描述为大写的艺术，或者叫开放的艺术、“大我”的艺术。过去有些陈旧、保守、封闭的艺术观念，不足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不足以描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一定要走出个人封闭的自我、走出纯形式，把艺术看成是雕龙而不是雕虫，一定要有广阔的胸怀拥抱人类整个价值，用伟大的、悲悯的、乐观的情怀来表现人生、描述时代，才能够与我们发展的时代相适应，这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艺术。在这方面，我们很多的艺术家已经作出了非常好的实践，作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这种大写的艺术、开放的艺术，过去在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身上看得到。这些艺术都是大写的艺术、开放的艺术，艺术家主体的伟大人格和浩然之气也在艺术之中得到了充盈的体现，艺术之外的作家之我也随着作品的接受而得到塑造。他们首先是确定了独立自主地位的艺术，它不是一种模仿追风的艺术；他们敢于拥抱生活，浩然之气从深入的生活实践中来、从对时代的介入中来。艺术家从过去的艺术自觉走向了艺术自信，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是搞自己圈子里的艺术，而是用艺术沟通时代、社会、人心，用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时代。

　　其次，相信理想是精神变物质的力量。

　　文学艺术如何作用于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就是相信精神生产具有转化成为物质的力量，一旦艺术或理论掌握了人，作用于现实，付诸于实践，现实和历史发展就会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理想，不是给艺术添上光明的尾巴，而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入理解和预言。由于理想建立在对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所以实现了善与真的统一，也即实现了其特有的审美价值。毋庸讳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一些作家怀着猎奇心理热衷于展示和传播各种消极因素，宣扬和纵容绝望情绪和负能量，给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伤害，甚至有些作品变成丧性败德的东西。有些人笃信文学就是写“自我”。于是在作品中将“自我”无限放大，而这个“自我”，又大多是一个对世界充满敌意的病态“自我”。个人的小挫折、小伤痛被夸张演绎成世纪灾难、世界毁灭，通篇都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对世界充满抱怨，这些“恶劣的个性化”描写使文学艺术的边缘化加速。有一些人将道听途说的各种负面新闻直接拼贴到作品中，极力渲染社会的冷漠和人的无助，宣泄颓废厌世的情绪。更有人以欣赏的笔调极写人性之恶，将人生描绘成一场人对人的战争，匪气十足，戾气四散。没有亲情友情，没有忠诚信任，只有尔虞我诈，轻至小聪明、小算计，重至巧设陷阱，幸灾乐祸。崇尚权谋，将历史成功看作是偶然巧合。与之相反，塑造崇高形象的作品，弘扬正能量的作品，反被斥为肤浅、俗套、过时。凡此种种现象，不能不说，个人与时代的对立，自我与社会的对立，使文学艺术丧失了其普遍性本质，这也正是文学艺术理想性丧失的结果，是“宏大叙事解体”论的结果。因此，文学艺术渐渐失去了人们的尊重、文学家艺术家渐渐失去了人们的尊敬。

　　唤回文学艺术的崇高地位，恢复作家艺术家的尊严，需要文学艺术表现“大我”，以宏大叙事产生震撼，形成气贯长虹的气势；需要文学艺术营造“崇高”，以理想之美净化心灵，为人生创造无比靓丽的精神空间；需要文学艺术发现生活中正义的力量，扶植正气，作为一股精神力量参与现实的变革、影响时代的发展。

　　我们的文学艺术太需要重新唤起对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光辉历程、当下奋斗的尊崇与热爱了，时代需要敢于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充满理想力量的文学家、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