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诗歌跨界传播的实验与探索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99年。时间真快，转眼15个年头过去了。
　　那时，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要做一台以诗歌为主要形式的纪念晚会。为了做出深圳特色，市委宣传部让戏剧家协会主办这台晚会，由我来做艺术总监。我希望能够做出一点新意，尤其在诗歌与戏剧形式的结合上。当时，我邀请了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王晓鹰。我作为总撰稿之一，就这台诗歌晚会如何能够做得更有个性，如何能够做得与国内现有的诗歌晚会呈现方式不一样等问题和王导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中国诗歌晚会的呈现形式就是朗诵配音乐，如果我们的晚会仍采用这种旧套路观众就不会有新鲜感。于是，我们就商量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要把诗歌做成一种有一定的戏剧情节、有人物贯穿其中的诗歌朗诵，每一篇都有人物、有主题。然后运用多媒体转台以及各种艺术手段，比如民歌歌手、小提琴、二胡、钢琴演奏、舞者，也有戏剧场景等等。由于经费紧张，为节省道具使用的花销，我还说动深圳雕塑院的院长孙振华，让他贡献了“深圳人的一天”的人物群雕。那是铜制的复制品，很重，我让工人拉到深圳大剧院的舞台上。我们的建设者、打工者、拍卖第一锤的人、教师等人物在雕塑中穿行，给人带来强烈的生活现场感。
　　经过数月精心准备，这台大型诗歌剧“在共和国的窗口”当年在深圳大剧院上演后反响特别好。不久中央电视台派专人到深圳把这个作品录制成电视诗歌片“深圳人”上下集，并于1999年“两会”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的文艺频道多次播出，在全国产生了影响。许多观众惊呼：原来诗歌晚会可以这样做。显而易见，我们选择的这种晚会形式，对促进诗歌传播方式的崭新探索以及诗歌的舞台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而这也是国内最早的诗歌跨界传播的尝试。
　　后来，我为深圳导演了多部这样综合性的诗歌跨界晚会。比如读书月开幕式《百年中国》等。又过了10年，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时，我们又想着把它更进一步向前推动，做得更前卫、更先锋，更具有探索性和综合性，力争在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表现方式上作进一步探索。由此，我们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中国诗剧场”做了“我听见深圳在歌唱”和“穿越百年”的主题诗剧，“穿越百年”把百年中国历史，百年来的这样一些风云人物，利用戏剧和诗歌结合的形式演绎出来。请业内专家加盟，把当今“快男快女”他们对爱情的理解这条线索与以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怎么看待爱情、看待生活的线索进行时空穿越。用“生命”的主题进行贯穿，由此构建成《穿越百年》的整体艺术形态。我们还从全国邀请了将近40位诗人就戏剧结构和故事写出原创性的诗歌。晚会在深圳大剧院演出，效果空前的震撼。后来，《穿越百年》获得了首届广东省戏剧优秀剧目奖。
　　于是，针对《穿越百年》我就想怎么把这样一种东西做得更普及，使它真正走近大众，而且用最少的钱做最有效、最新颖的诗歌推广。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准备，2012年我们开始策划做“第一朗读者”。当时，我们尽可能走进咖啡馆、中心书城、广场，力图在这样一种开放式的场所让公众因朗读而听见诗歌、因戏剧而看见诗歌、因音乐而热爱诗歌、因点评而领悟诗歌。通过表演者唱诗、演诗、评诗、朗读诗等环节，拓展了当代诗歌的先锋化、开放型的立体呈现方式，强化了诗歌视听的艺术性、实验性，以诗现场的行为艺术等跨界的方式延伸了当代诗歌的传播空间，让公众在场体验、在场感受、在场参与，全方位领略当代诗歌的审美妙义。“第一朗读者”对每一期诗人的选择都很审慎，比如每一期最少是两个，最多是三个诗人。评委会专家来自全国各地，先择诗人主要考虑他的诗歌能不能代表中国当下最好的诗歌，或者是不同精神方向的诗歌，他的诗歌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能不能被人接受等等。我们希望诗人的作品不仅适合阅读，也有一部分适合朗读，这个时代诗歌写作个人化倾向太重了，导致导演介入之后，常常为了找适合现场演绎的作品而反复斟酌。这个活动既有诗人自己朗诵，又有专业的演员和观众来朗诵，还有唱诗、表演。这是不断弥补和交叉的过程，或者是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
　　“第一朗读者”的成功在国内甚至海外产生重要的影响，正说明了不是诗歌写作出了问题，而是诗歌传播和推广出了问题。“第一朗读者”、“我听见深圳在歌唱”、“穿越百年”和“在共和国的窗口”采用的诗和唱的结合，诗和剧的结合，正是这一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同时这也是一种回归。因为在原初的艺术形式中诗歌本来就属于戏剧的一部分，属于面向大众的公共艺术。所以就在这个时刻戏剧的作用产生了，“第一朗读者”将朗读的听觉联想和艺术行为的视觉呈现创造性地呈现，让观众走进充满创意的艺术现场。在将诗歌的跨界传播在公共空间推广的时候，我也切实感受到了很多难以想见的难题。我想说的是诗歌走到公共空间有很大难度。有些诗歌不适合大众，有些诗歌基本上还是精英化、散文化和口语化的，没有音乐性，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耳感丧失而更倾向于阅读的诗。只适合阅读的诗无论是对于朗读，还是歌诗，还是舞台的戏剧化表演，都提出了一些挑战。这些“歌诗”的传统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会使得诗歌的传播和接受更为广泛。而为什么近20年来被我们能够记住的诗歌作品越来越少呢？这就是相应的传播方式也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诗歌丧失了音乐性和耳感，丧失了诗歌精神以及传播的广阔空间。所以当我多年前就开始尝试诗歌与剧场结合的崭新方式时，正是源自于我对诗歌精神以及诗歌传播的深入思考。
　　“诗剧场”和“第一朗读者”所尝试的诗歌和剧场的结合又是我对一般意义上的诗歌朗诵弊端的思考。当我们考察新诗的传播方式时，新诗的传播与朗诵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不同时期的新诗朗诵的形式和特点都有着不同的变化。在纷乱的战争和政治运动时期尤其是历史的转折点上，如当年解放区的大众朗诵诗运动和“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朗诵诗歌热潮都具有受到明显的政治文化影响的非“常态”性质。而当新诗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走上了发展的正途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相应的各种大型的诗歌朗诵会或是聚会、沙龙性质的小型读诗会其特点反而呈现了弱化。换言之，也就是新诗朗诵的形式都是大同小异，而在商业化、物欲化和后全权时代的语境之下随着新诗的边缘化，新诗朗诵所发挥的效用也是越来越小。能产生轰动效应的一场新诗朗诵会差不多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说到诗歌和剧场的结合所体现的精神和正能量首先大家不要误解，这种精神和正能量既可以是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大题材，也可以是每个个体最为真实的又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情感与思索。当下越来越多的诗人已经缺少了诗歌精神和正能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太功利了，同时把诗歌看得太轻了。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让大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使得那些具有重要精神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的诗歌作品流传更广泛、影响更深远。已经进行了两年探索的“第一朗读者”对诗歌的演绎和表达不仅让诗人很震惊，也让在场的普通读者观众震惊，这真正意义上体现出了传播的效果。
　　在多年来的诗歌跨界传播活动中，我们融入先锋戏剧和当代艺术。我觉得现在“第一朗读者”做的工作就是回归，把诗歌还原到戏剧中，把戏剧还原到身体的活动中，把身体还原到生命的场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