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焰火》拿奖了，这个奖拿得让整个华语电影界猝不及防。

　　坦白说，2013年的华语电影在资本这个维度上的表现可谓生猛。动辄五六亿的单片票房，成就了《富春山居图》和《小时代》们的营销奇迹。2014年初，当华语电影还沉浸在200多亿票房的资本狂欢中时，一部几乎没有宣传，连片名都文艺到寡淡的《白日焰火》却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举擒下最佳影片金熊和最佳男演员银熊两个最具分量的奖项。在此，笔者不想给予影片《白日焰火》过多的赞美，因为它虽然获奖却仍然无法代表当代华语电影最高水准。但值得注意的是，获奖这个事件本身，等于给躁动的华语电影圈提了个醒——电影不止是个用来卖钱的”玩意儿“，它还可以而且也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华语电影人也曾经固执地坚守着艺术阵地，不管外部环境多么恶劣。在卖出一张电影票都成问题的年代里，张艺谋拍出了《红高粱》，谢晋拍出了《芙蓉镇》。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或者率真地直面社会问题，或者勇敢地反思时代创伤，他们对待电影的热情和严肃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华语电影人奋发向上，共同把华语电影不断推上新的高度。但是，后来，华语电影、尤其是内地电影的语境里，人们已经很少谈论什么艺术坚守、艺术本真了。衡量一部电影成败的标准也由朦胧的艺术感染力变成了明晃晃的投资收益率。而就在这个时候，华语电影忽然获奖了。

　　上一次华语电影斩获大奖应该还是2007年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巧合的是也是在柏林，也是一座金熊。只不过那时内地电影正闷头和GDP赛跑，伴随着时代一起沸腾，没人顾得上一部在国内根本卖不出去的少数民族题材题材。时隔7年，跑累了，正好让我们坐下来谈谈艺术。

　　《白日焰火》差一点就拍成了类型片。其悬念丛生的情节设定和各种充满张力的转折，让影片一不小心就会落入惊悚片的窠臼，而显然柏林电影节再怎么堕落也绝不会把金熊奖颁给一部惊悚片。所以，编导的功力一定在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该剧编剧兼导演刁亦男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出身的科班编剧，曾编写过电影《爱情麻辣烫》和《洗澡》的剧本。对于一个理论基础扎实的编剧来说，在世俗的故事外壳里装进隐喻并非难事，就好像蔡尚君在影片《人山人海》里表面上讲一个追凶复仇的故事，实际说的是个体与社会的抗争。

　　其实，近些年，华语电影的编剧水平正在不断获得国际A类电影节的肯定。从王小帅的《左右》到王全安的《团圆》，华语电影人成了各大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常客。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大陆广袤富饶土地上的各种光怪陆离，为书写者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更加值得欣喜的是，这也是怀抱信念的华语电影人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和对电影不懈的追求赢得的荣誉。

　　编而优则导的刁亦男，通过两部作品的磨合，终于使自己的第三部作品迎来辉煌。其实，执导自己创作的剧本，必定是一个自由甚至享受的二度创作的过程。在国外，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从特吕弗和戈达尔到科波拉和昆汀，大师们的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作者电影的烙印，而这些优秀的作品也将成为引领本民族乃至一个时代向前迈进的路标。当下的华语影坛，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引路标。随着产业化运作的升级，电影生产各个环节的分工也越来越具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一部电影由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慢慢蜕变成为一个个散碎的零件。于是电影作为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乃至商品，变得千人一面匠气十足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和欧美国家成熟电影市场之间的差距从来都不是产业化发达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健全《白日焰火》所代表的一批优秀的作者电影的生成机制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解决了它们的生成与生存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华语电影生态多样性的问题。

　　此外，从电影营销层面看，《白日焰火》在国内几乎不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奔赴柏林参展近乎一场赌博。试想如果颗粒无收，该片恐怕将不得不面对空荡荡的国内电影市场而束手无策。但细想起来，破釜沉舟式的参展似乎是这类影片的惟一出路。比如《白日焰火》靠着获奖搏出的知名度和几张半熟不熟的明星脸，或许能够在接下来的院线表现上小小风光一下。这里，笔者也联想到去年的口碑佳作《万箭穿心》在东京电影节上一会儿参赛一会儿退赛的新闻，无非都是艺术电影资方变着法儿求生存的炒作。而究其原因，华语电影尤其是大陆电影市场对艺术电影的发行、推广和保护力度的欠缺，直接导致了艺术电影们不得不在宣发端各显神通甚至频出奇葩招数。

　　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带头鼓励优秀的艺术电影积极“走出去”，到更多更大的世界电影平台上展示实力；另一方面，完善艺术院线建立机制的同时加大补贴力度，切实解决艺术电影放映渠道问题。与此同时，积极引导观众，培育艺术电影市场，为促进艺术电影生成与生存的良性循环培养土壤。

　　由此看来，《白日焰火》在这个时候获奖，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