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冬，广西大学生诗人甘谷列在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道士塔》中读到了所引一首诗的片断并为之震撼。然而，由于引者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他既不知原诗的标题，也不知它出于何人之手，自然也就无从得观这首诗的全貌了。挥之不去的感动和没头没脑的纳闷相互交织，甘谷列不得不怀揣这纠结的谜团留心寻找，找这首诗，也找这个诗人。整整九年过去了，直到2002年秋，其时已在一所山区中学任教的他才经由一次无意的发现勘破谜底，得偿心愿。

　　这个在网文《一个青年诗人的一首诗》中由亲历者自己讲述的寻找故事质朴无华，虽然关涉到公众人物余秋雨，却没有什么传奇或刺激性，在以娱乐和信息覆盖为能事的当前语境中遭到轻慢忽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被轻慢忽视的，则是使故事得以发生的那个同样质朴无华的心愿，即“一个贡献了一首好诗给中国的诗人是值得尊敬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怀有同样的心愿，但我知道，葆有如此心愿者必离健全人性不远，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不断呼应着这样的心愿，当代诗歌才能在一片式微的声浪中历经颠踬，却始终没有失去重心。

　　读到《我希望你以军人的身份再生——致额尔金勋爵》全诗并确认其作者并没有终止甘谷列的寻找故事。一方面，他进一步确认了这首诗的价值：“两个不同的时代交融其中”，“既形象生动，又元气充沛”，“既是宏大叙事，又是个人化书写”，“既气势如虹，又不单调空洞”，“尤其是结尾的那三句，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国家军队的宣言”，总而言之，“这是一首好诗、大诗，甚至可称为传世佳作！”另一方面，越是首肯这首诗的价值，他就越有理由感到不安，因为他遗憾地发现，“现在诗界中很多人不知道晓桦这个诗人是谁。不仅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不知道，甚至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些诗人也不知道”——尽管文章中没有明言，但无需太高的智力就可以推测出，即使是在谜底向他呈现的那一刻，甘谷列本人也属于这“很多人”中的一个。对此他的看法是：这跟作者过早退出诗界有关。

　　多么浅表的解释！然而却是实情。不错，晓桦从诗界“失踪”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可以为一个诗人于锋头(风头)正健时突然驻笔隐退列出的理由不多，而晓桦所经历的，或许是其中最惨痛的一种：在猝然一击下的某个瞬间，世界无声坍塌或尖叫着迸散，而语言变得不可信任。我与晓桦从未就此交流过哪怕只鳞片爪，似乎彼此早有默契，就像时过境迁，我们在谈到历史这个庞然大物和命运的迷宫性质时，每每会以淡淡一笑收束一样。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在试图回避什么，更不是因为曾经的创伤记忆已经被岁月抚平，而是因为，那被一笑置之的，恰恰是语言无从抵达之处。

　　不过，假如把晓桦的驻笔仅仅归结为外部强力所致，那就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所谓“峣峣者易折”并不适用于晓桦，即便他有脆弱的一面，也不会采取这样的表现方式。1988年他正健的“锋头”跃上了一个令人眼热的世俗新高度，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分别是：诗集《白鸽子·蓝星星》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前一年发表于《收获》的实验文体《蓝色高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探索书系”出版。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写作陷入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低迷状态。细心的读者会从本书所附的“创作年表”中发现，除了《黑色的七月》和《创世纪》，这一年他几乎就没有再写下过什么；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他那些广受赞誉的作品，这两首诗前所未有地激愤、粗砺、绝望、颓丧，仿佛暗中经历过一场风格的自我颠覆，充塞其中的不祥气息很可能是它们一直没有发表的原因：

　　天空被不知所云的黑色鹰翅/ 间或遮盖或展露/ 失去天空和大地的羊/ 从此忘了迷途是怎么回事/ 或不再想有关路的事——《黑色的七月》

　　兀立荒原最后一棵老树/ 枯萎于无思的精灵/ 同类纷纷战死/ 残余的生命遗下/ 活着/ 大荣誉与大耻辱本是一回事// ……// 我们是这样一族/ 我们杀死了上帝/ 我们注定了背负着永恒的惩罚/ 我们是犹大的后代// ……// 上帝与我们/ 同时/ 丢掉了图纸——《创世纪》

　　22年后读到这两首诗难免有隔世之感，仿佛被吸入时空隧道又被吐了出来。两个不同的身影随之从记忆深处慢慢浮现：一个军容整肃，俊逸清朗，意气风发而又谦逊低调；另一个则裹着大红登山服，虬须覆面，心不在焉而又目含讥刺。当然，他们都是李晓桦，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的李晓桦，或同一个李晓桦的不同侧面；但似乎只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看清楚后者，才意识到二者的反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的目光再次落向那两首诗，如同一个侦探俯向他尚未来得及仔细探究的秘密……而最终抓牢我的，还是《创世纪》中以中英文反复强调并加以引申的那句哈姆莱特王子的著名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活着/ 还是/ 死去// 存在/ 还是/ 消失// 留下/ 还是/ 离去”。22年了，这些被刻意分断排列的诗行仍如短促的鼓点向我辐射着尖锐的生命能量，似乎一直憋着要穿透岁月的尘封，以揭示当初那场曾隐秘地魇锁住晓桦的内心危机。在我看来，这场危机和他的驻笔有更重大，更深刻，也更内在的关联；相较之下，后来的外部强力及其所导致的命运逆折只是起到了催化作用，并实现了它所孕育的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而已。这完全符合逻辑：当属于一个人的整个“在世之‘在’”都深陷某种续绝存毁的紧要关头或临界状态时，他的写作也变得危若累卵，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两首诗被收入本书时单独成辑，并被命名为“预言”是意味深长的。设想“如若当初如何，其后将会如何”并不能改变业已发生的一切，但未必不能修正我们的一孔之见。这样说当然不是意在究诘甘谷列的寻找故事到后来是否有点误入歧途——基于其自身视角和讲述需要，他完全有权发展其自洽的观点，包括对余秋雨先生的温和责难，也包括遗憾之余对晓桦自身原因的猜测——而只是为了进一步展开我自己的寻找故事。我的故事同样没有什么刺激和传奇性可言，如果说把它同时读作预言有点冒险，那是因为其背后的心愿也更加陡峭：除非写作之于晓桦从一开始就是件可有可无之事，否则或早或晚，那场被延宕和忽视的危机都要贡献出它所孕育的果实。“预言”于此指向的，是犹如黑洞般的写作本身：正像过去、现在、未来会在其中被抹去界限，变得无所区别一样，寻找和期待在这里也几乎是一回事。

　　我无意把我的心愿和某种属于晓桦的宿命混为一谈，但我确实从未把他的驻笔当真；我不会援引诗歌史上诸如瓦雷里或里尔克这样的陈例来支持我对晓桦的期待，但我对他确实一直持有着类似的期待。当然也有恍惚的时刻，但奇怪的是，所有这样的时刻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我的固执。说来真是有点不讲理：无论晓桦这些年的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无论他做过什么或正在做什么，在我心目中他都始终是，并且似乎也只能是一位诗人。这位诗人正被夹在曾经辉煌的过去和可能湮灭无闻的未来之间，迟到的赞美和过早的惋惜之间，有点尴尬，有点犹豫，但所有这些最终都将被付之一笑，因为：

　　时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寻找

　　这两句诗出自晓桦写于1983－1985年间的长篇叙事诗《金石》，其本身平淡无奇，却是理解他的宿命、我的固执的枢机。与之对称的，是他迄今最重要的作品《蓝色高地》中的一个有关迷失的梦境——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那并非梦境，而是一个心怀大梦者必定反复面临的现实处境：

　　现在你不知身在何处，你站得高高的，向着你来的路望过去，你很惊奇地发现，来路已不见了，甚至在你刚刚走过的地方。

　　相对于《蓝色高地》，《金石》更像是一首习作，笔法结构则近乎前者的雏形(另一首差不多同期完稿的叙事长诗《哑巴司机以及他的奇遇》亦可作如是观)。或许正是因为过于质朴平实，这首诗写成后才同样享受了遭幽闭的待遇；但或许也正是出于同一缘由，四分之一世纪后它重见天光，被收入本书并用以命名，又显得是那么恰得其所：一个声、像质地如此响亮坚实的语词，既隐喻又突显了我们对诗的不变期许，这是何等的奢华和正确！我甚至觉得，缺少了《金石》，晓桦当年的作品就不足以呈现为一个相拥相济的整体，而读者就不足以看清，作者是怎样一再深入和发展在其“军旅诗”中受到极大限制的“寻找/迷失”母题，或者说，怎样一再书写自己不得不敞向未知的寻找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