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因《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撤换鲁迅的“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副刊编辑孙伏园愤然辞职。在日后的文学史家看来，“由此引出的是1920年代思想、文化、文学界的一段不大不小的故事”。说其“不大”，是因为在波谲云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世事白云苍狗本来就是常态；又道其“不小”，则是由于从中可以见微知著，揭橥1920年代中国文坛的诸多变向。不过与其“前提”相比，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其直接导致而又影响深远的“后果”，即一个月后《语丝》的创刊。正是《语丝》，真正深刻地介入与反映着文坛甚至社会的转型，成为1920年代中国的一份别样记录。

　　1924年11月17日，《语丝》第1卷第1期在北京出版。《语丝》的问世十分顺利，不仅鲁迅倾力“加盟”，周作人与孙伏园也是一拍即合。11月2日，周作人与钱玄同、章川岛、江绍原、顾颉刚、李小峰等人一道，应邀出席了孙伏园组织的聚餐会。会上拟定了杂志的创刊事宜，而此后聚餐会也成为了《语丝》同人进行交流的重要形式。所谓16位“长期撰稿人”，除周氏兄弟与孙伏园等人外，还有林语堂、章衣萍、孙福熙、王品青、冯沅君、孙斐君、吴曙天与蔡漱六。此外尽管在创刊时未曾“著籍”，但很快也是《语丝》的“长期撰稿人”的还有刘半农、俞平伯、废名、徐祖正与张凤举等人。可见，孙伏园从《晨报》辞职虽是事发突然，但这一杂志甚至阵营的集结却又具有必然的趋势，而这正与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的生态变迁密切相关。

　　从1917年开始，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播撒的新文化的火种在全国渐成燎原之势。经由大学、杂志、社团以及理论建设与文学论争的推动，一个超越了区域与文类界限的“新文坛”日益形成。新青年社与新潮社在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随着1920年《新青年》杂志南迁上海，原本统一在“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旗帜下的不同立场与思路的知识群体也开始分化。同年底，胡适致信陈独秀，提出“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次年初，他又致信李大钊等《新青年》主要撰稿人，重申“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俄，编者注)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

　　1922年5月7日，胡适主导的《努力周报》创刊。14日，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第2号上发表。6月20日，胡适与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等人发起谈话会，召集了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林长民、陶孟和与李石曾等人参加，形成例会。9月3日，他期待的“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读书杂志》作为《努力周报》的附张开始出版。在《努力周报》与另外一份以欧美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杂志《太平洋》的基础上，《现代评论》杂志于1924年12月13日创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胡适等人以其认为恰当的方式接续《新青年》精神的一种尝试。

　　无独有偶，鲁迅等人在1920年后也在积极探索继续进行“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道路。研究者发现：“整个1920年以及1921年的上半年，鲁迅除了创作小说《风波》《头发的故事》与《故乡》，所做的就是翻译和校勘整理《嵇康集》，杂文的写作几乎停止。”直到1921年10月12日孙伏园创刊《晨报副刊》后，他才进入了又一个文学与思想的活跃时期。除鲁迅外，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章川岛与顾颉刚等人也经常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而他们正是日后《语丝》的主要作者。《语丝》的另外一个渊源则是《新潮》杂志。不仅创刊时的16位“长期撰稿人”多为新潮社成员，从1924年11月17日到1926年2月1日，前64期《语丝》杂志的社址也都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自1920年10月当选《新潮》主任编辑的周作人，更是直至1927年10月22日《语丝》被奉系军阀查封前，成就最为辉煌的前154期杂志的实际主编。可见，《语丝》的集结乃是《新青年》中不同于胡适等人的另外一种“新文化”方案在1920年代的直接呈现。

　　在不同的知识群体以及社会力量的分化、冲突、对话与调和中，新文学的文坛转型在1920年代悄然发生。与五四前后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场域无疑更趋制度化与结构化。文坛内部丰富与复杂的面向，开始在不同阵营的文学趣味与话语资源中体现出来。《语丝》不仅以其理论与实践推动了文坛转型的历史进程，而且也自觉内在于这一制度与结构中。因此自创刊起，《语丝》就十分注重在一种相互关系中确认自家在文坛上的位置与功能。

　　《语丝》创刊于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时期。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开宗明义，针对当时万马齐喑的思想状况，表示“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这自然是自觉传承了《新青年》的精神与主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笔锋一转，强调“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这则显然是“左右开弓”，抱定了“横站”的姿态，而其所谓“主义”与“政治经济问题”针对的对象也不言而喻。“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是《语丝》的宗旨，也是《语丝》同人在众声喧哗的1920年代的文坛上，以《新青年》为背景，以《语丝》为前景，做出的鲜明选择。高长虹认为，“《语丝》仍然进行《新青年》的思想工作”。此说颇能代表时人的观感。

　　《语丝》第1至156期在北京出版，被查封后南迁上海。先由鲁迅主编了第4卷的52期，后由柔石与李小峰先后接编，出版至第5卷第52期，于1930年3月10日自行停刊。《语丝》行刊历时逾5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长期出版并且几乎没有脱期现象的同人杂志(南迁以后情况稍有变化)，而其盛衰也见证了1920年代文坛潮流的升降，并为20世纪中国文学积累了一份宝贵经验。

　　语丝派·语丝社·语丝体

　　作为一种文学经验，《语丝》一家就为文坛贡献了3个在不同层面上的重要范畴：“语丝派”、“语丝社”与“语丝体”。

　　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的“派”、“系”通常得名于文坛派系对手的赠予一样，“语丝派”的头衔也首先出现在对其攻伐的文字中。1927年9月3日，鲁迅在离开广州前夕，致信李小峰，总结南下近一年来的观感，他说：“《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不过那些追随他的学生“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做‘鲁迅派’的”。次日，他在致时有恒的信中，再次为学生打抱不平：“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同时提及“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可见当时在社会上已有“语丝派”之说，所指除《语丝》同人外，还包括追慕《语丝》精神的青年，而其出处，正是“现代评论派”的评论。

　　此后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中，鲁迅多次以“语丝派”自诩。待到写作《我和〈语丝〉的始终》时，鲁迅不仅表彰《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同时也从正面使用了“语丝派”的称谓：“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特别以强调对于“有权者”的反抗为“语丝派”正名，鲁迅有力回击了“现代评论派”——因为在鲁迅等人看来，《现代评论》一直未能摆脱接受官方资助的嫌疑，而《语丝》则是十分纯粹的同人杂志。一年多后，周作人在为《语丝》撰写的广告中说：“《语丝》的最大的特色在于‘不说别人的话’，至于‘不用别人的钱’或者还是第二点”，“这似乎不很难，却也不很容易做的”。

　　《语丝》创刊后不久，孙伏园受聘开始为《京报》编辑副刊。1924年12月8日，《京报副刊》创刊。此后，“语丝派”以《语丝》与《京报副刊》为主要阵地，与“现代评论派”围绕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与“三一八”惨案等事件展开了激烈交锋。这一论战本身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的“事件”。时过境迁，单纯进行是非判断已经无法充分开掘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因为两者的“交锋”在实际上并未基于同一逻辑前提，而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与观念谱系中的话语博弈。研究者发现，双方在具体发言的背后，更有其整体性的关怀。“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一讲“伦理”，一讲“公理”；一重“实力”，一重“民气”；一警惕“权力”，一标榜“秩序”。对于当下而言，两者无疑都有重要的思想启示。而这正是通过“语丝派”的视野使然，1920年代文坛转型的脉络也是循此展开。

　　《语丝》南下，适逢“革命文学”兴起。鲁迅也成为了被“革命”的对象。《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太阳》《我们》《戈壁》《现代小说》《战线》与《洪荒》等杂志先后发表100余篇文章“围剿”鲁迅，而他则在《语丝》上独力应战。中国现代文学从“第一个10年(1917—1927)”到“第二个10年(1927—1937)”的过渡，就在这一瞬间集中体现。新的社会问题、代际力量、文学观念与意识形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文坛也随之再度调整，而《语丝》在这一层面上也正与“20年代文学”相始终。

　　如果说“语丝派”进入历史主要本于鲁迅的叙述，那么凸显周作人在《语丝》中的核心作用的范畴则是“语丝社”。鲁迅曾以文学笔法描绘《语丝》同人的聚餐会：“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聚餐会通常在东安市场的开成素餐馆与森隆饭馆、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什刹海的会贤堂与太和春饭馆举行。不过鲁迅表示“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好不知道内部的情形”。因为在1923年7月，周氏兄弟已经失和。此时的聚餐会既然由周作人主导，鲁迅自然也就“避开”了。

　　在周作人主编《语丝》的前3年间，周氏兄弟尽管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但却常能采取一致的态度。他们对于“现代评论派”、“研究系”以及北洋政府的“并肩作战”，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精彩一幕。不过《语丝》作为一本同人杂志，《语丝》同人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共同体”，所以如何组织、如何编辑、如何经营，甚至如何处理对内(比如与出版方北新书局)对外(比如与“现代评论派”的“作战”)的关系，实则与《语丝》在文学史上创造的论争以及文体的“实绩”相表里。倘若考虑文本内外的通透关系，一个潜在的“语丝社”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也就应当被充分估计。

　　就《语丝》而言，是“先有杂志，后有社团”。然而，并非所有杂志都能形成社团，更非所有杂志都有文体追求。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并且的确能够在文体上有所成就的杂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凤毛麟角”，而《语丝》正是其中一家。“语丝体”出自孙伏园的观察。《语丝》一周年时，他发表《语丝的文体》一文，提出“《语丝》并不是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登载。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体”。两期后，周作人做出回应。又过了3期，林语堂也参与了讨论，提出“语丝文体之二大条件”，“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同时“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可见“语丝体”在《语丝》创刊一周年时就已经成为同人的共识，亦即“对同人特性的一次集体追寻”而其建设无疑正与所处的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生态有关。尤其是在一种博弈的相互关系中，“语丝体”的风格日渐成熟。

　　孙伏园对于“语丝体”的发现是一种编辑的敏感，周作人与林语堂等人的讨论大致可以反映同人的印象，待到鲁迅做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评价时，则近乎一种史家的判断了。“语丝体”上承“随感录”与“美文”的传统，下启“杂文”与“小品文”的格局。《语丝》风流云散后，“语丝体”成为了一种“文学之正轨”，依旧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坛潮流与文学趣味。从《语丝》辐射出来的文学杂志，比如同时的《莽原》《未名》，此后的《骆驼草》，也都可以作为《语丝》的文学经验在不同面向上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