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必需品。将诗歌包括含在这其中，恐怕不会有太多有认同者。虽然如此，我还是要说，无论是浪漫的盛世唐朝，还是理想的“五四”时代，或者是太多识时务之俊杰的当下，诗歌元素在人的有限生涯中是极为紧要的。即便是某些片刻不离恶俗言行者，也会有借助诗意让自我性情高蹈起来的时候。“诗人在文学史中也许是伟大的，如果说诗人住在你隔壁，也许是种笑话。”洛夫的这句话，被直接表述为“隔壁的诗人是个笑话”时，因为信息传播高度发达，就连躺在青藏高原一群牦牛旁脱口吟颂出来的诗篇，也会在第一时间里广泛流传。作为诗人的车延高，正是在这种信息无孔不入的时代，以与每个人为邻居的姿态出现。

那时候，他的一些诗作经常被同行们提起。刚开始，我并不以为然，觉得又是一例因为写作者身份特别，而被别有用心地奉承着。但是，有一天，在他的热情感染下，读到那首后来被我称为著名的《丰姿》的手稿。几行读下来，就觉得事情有些吊诡。那个经常坐在主席台上的车延高不见了，我毫不犹豫地对眼前这位，眼际流露出某种诗的渴望，而有些侷促不安的中年男人说，你是一位纯粹的诗人。关于诗，一个人认定的力度与深度总是有限的。所以，在太多用庸俗混珠于审美的时候，我喜欢用“纯粹”来议论同道。

“我把笔尖上的汉字堆在慌乱的纸上／浇了那么多墨，它却长成了没有生命的／呻吟。我只能把它和心一起揉碎／塞进唐诗宋词，垫在空白虚无的枕下。”“我把母亲的目光砍断在村头的小路／泪水打湿了所有的青草，还有我的心，我揣着／属于自己的十八岁，这是股份，这是资本，这是妈妈传交的私家银行，顶着如花似玉的光环，我去为深圳的繁华开光。”我一直坦承，在小说和诗歌之间，更喜欢后者。而对后者的喜欢，更多是出于一个普通读者对诗的需要。车延高在《丰姿》中表达个人形而上的纯粹，正是撼动我的重要原因。

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由于肩负着太多的道义，重载之下，不免表现浑沌，哪怕心里想着不去作某种强调，或者根本就是对那类强调的反拨，到头来，依然面目不清，身份可疑。青水出芙蓉容易，出污泥而不染太难。事实上，在《丰姿》之后，车延高的诗作，与让人敬仰的“纯粹”显出了参差。有几次，依然是当着面看他的手稿，不免有些叹息，在中华文化之下，做一个纯粹的诗人，只怕是要脱几次胎，换几次骨，才能真正做到，用诗来为繁华的城市开光。

后来的某天，在汉口一条小街的一家小酒馆里，车延高突然说，他在写一部关于李白的散文。那一阵，他身体不算太健康，因为聊得兴起，虽然刚刚从医院点滴完头孢，他还是喝得微醺。于是就有了后来《十月》杂志上一整年的相关连载，和再后来的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散文《醉眼看李白》。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每次小聚，只要谈起正在写作的这部散文，他自己兴奋，别人也很兴奋。写作是对个人才华的挑战，车延高的兴奋自不待言，别人兴奋则是受到那些奇思妙想的感染。有一次，又是聊到一个比一个嗓门高时，我对他说，干脆为李白开一个博客吧。本是戏言，没想到他还真的写了。而且写得文采飞扬。其中叹为观止的是，对“玄武门之变”颠覆性的想象。

千年以来，对盛唐之初这场关键事变的讲述，从未表现得如此富于人性：垂垂老矣的高祖李渊，预见到身后可能出现的骨肉相残，而趁自己还算健康时，主动设下一场苦肉计加连环计，在可控的事态发展中，一步一步地将最有治国才能的次子李世民送上大唐第一宝座。这一令人拍案叫绝的灵感，还没形成文字时，我们又在一起小聚。听他说来，我破例开了酒戒，与他碰了一杯：光凭这种只有最好的小说家才具备的天马行空的构思，这部书就成了。事实如此，一个没有大局观，没有大胸怀的人，就是站在泰山顶上，思绪也到不了这个份上。她所综合的不仅是艺术本源，还有对现实的历史鉴赏和历史的现实还原。

联想到同样是诗人的叶舟，先前曾经写过一部《花儿：青铜枝下的歌谣》，那令人惊叹的笔墨，一时间使人忘了他的诗人本质。车延高也是如此。在他的散文里，肆意汪洋的种种情感、情怀、情愫和情绪，大大超出诗性范畴。当需要与一般散文相比时，又发现那些太多的浪漫与抒情，又不是散文这一文体所承担得了。所以我想，车延高所做的其实是诗的第二现场。这有点像刑事案件，经过精心策划的第二现场，肯定会是扑朔迷离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是要找到并返回第一现场。正如我最早认知的车延高，能做到纯粹，并坚守纯粹，并达到完全纯粹的境界，才是文学史中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