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初，到山东开会，偶遇乡土作家刘玉堂。我兴奋地对他讲，我非常关注你的乡土小说，一直期待着与你见面呢。刘玉堂听罢满脸喜悦，他说，我听山东的王兆山、刘玉栋几个作家说，你特别喜欢我的作品，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席间，我还告诉刘玉堂，不光我喜欢他的乡土小说，我父亲更喜欢。
　　刘玉堂写小说始于上世纪80年代，我看到他的小说集《最后一个生产队》，是2000年前后的事。记得那是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石湾办公室抄来的，他的书架上常堆着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与《最后一个生产队》同时出版的还有刘玉堂的另外两本小说集。我父亲那时刚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他得闲常邀几个戏迷唱戏或看一些文学书籍。父亲对京剧的爱好可以用酷爱来形容，只要收音机、电视里播放京剧，他都会静下来细听。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对文学和历史很有研究，想必与他爱听戏曲有关。父亲究竟懂得多少出戏，我没有统计过。我只记得，只要电视里的演员一出场亮相，才唱上几句，父亲就会告诉我哪出是《乌盆记》、《四郎探母》、《贵妃醉酒》，哪出是《霸王别姬》、《遇皇后》、《二进宫》。后来我到报社工作，有机会结识了孙毓敏、李维康、耿其昌等戏曲前辈，父亲知道后颇为我自豪。
　　我最早接触的乡土小说，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那是80年代初从广播里的小说联播中听到的。80年代中期，广播里先后播讲了浩然的《苍生》和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这两部小说都是中篇，虽然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可听起来同父亲一样，如醉如痴。1984年夏季，我在京郊怀柔参加了北京郊区青年作者的一个写作培训班，为我们讲课的老师就有浩然。由于时间久远，浩然老师那天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唯一记得在讲课过程中，浩然老师突然说，你们先等会儿，我出去方便一下。说着提着裤子便急匆匆地出去了，那神情非常的自然，就像我们的父亲那样，让你觉得一点也不外道。1990年，我参加了《农民日报》文艺部搞的文学作品征文活动，我的一篇散文有幸获奖。前来为我们颁奖的嘉宾里就有浩然老师，其时还有正因写《塔铺》、《新兵连》而名噪一时的文艺部编辑刘震云。那天，我同浩然老师真正地实现了零距离接触。在与浩然老师聊天时，他对我说，在50年代，他曾经光着脚从通州走十几里地到我所居住的双桥农场，去看从苏联进口的大型康拜因拖拉机。回家后，我对父亲说，今天我见到了浩然老师，是他给我颁的奖。父亲说，你还真不简单呐！
　　1998年5月，我开始负责《中国文化报》的文学副刊。当时，副刊有个面对基层作者的版面，名曰“绿野”。我想，如果有个名家能为基层作者题词或写几句鼓励的话就好了。在北京的作家中，属刘绍棠和浩然两位老师对农村基层业余作者感情最深。可惜，刘绍棠老师已于1997年3月英年早逝。这样，我只好请浩然老师了。我知道，此时的浩然老师虽然挂着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名分，可他的心早已经回到他的乡土——河北省三河县的“泥土巢”，这“泥土巢”与其说是浩然老师的书房名，莫不如说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我到三河的“泥土巢”拜访了浩然老师，说明来意后，他二话没说，很快就写了一幅题为“努力创作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优秀作品”的题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04年到2007年，报社出于经营的考虑，一度取消了文学副刊，自然，“绿野”版也就不存在了，
　　直到2008年，报社希望恢复文学副刊，把断了脉的文气找回来。这一年，我们副刊的美文、纪事、人物和“文化系统作者专号”(基层作者版)四个版面轮流上阵，很快就得到报社内外的好评，文化部时任副部长、著名词作家晓光，还特意代表部长做了批示，对副刊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文化部办公厅新闻阅评小组还发了专题简报，对文学副刊进行充分的肯定。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也对美文版面写了大段批示，对美文副刊给予了褒奖和希望。
　　1999年5月22日，我结婚的那天，浩然老师带着三河市文联的朋友，专程到我郊区四合院的家里登门祝贺。父亲见到浩然老师很激动，不仅因为浩然老师的到来给我们一家带来很大的面子，还因为父亲一直是浩然乡土文学的铁杆粉丝啊。那天，忙碌的父亲没有时间跟浩然老师一起畅谈文学，想来该有多么的遗憾！如今，父亲和浩然老师都已经去了天堂，我相信在那个世界他们老哥俩儿一定会成为文学的知音。
　　再说蒋子龙老师。我对蒋子龙的知晓，是源于他的成名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而事实上，我是在听完广播小说《燕赵悲歌》后，才找到他几年前就已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阅读的。在一般读者眼里，蒋子龙是以写工业题材著称的。谁料，他写乡土题材也是那么大气、熟稔。2008年，蒋子龙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又一次震动文坛。这部小说，我是在2009年年初，从书摊上买的，买完之后我便直接交给身患重病的父亲，我对父亲说，您身体不好，尽量少出门，有时间看看这部长篇小说吧。父亲看了看书的封面，一看是蒋子龙写的《农民帝国》，脸上当即露出了难得的兴奋，说他一定要好好看看。
　　父亲看《农民帝国》时，身体还算硬朗，虽然看了将近一个月，可他却得到了人生的最大满足。在这期间，我和父亲结合这本书，围绕三农问题还进行了几次讨论。我对父亲说，从上世纪60年代做村干部，一直到您退居二线，一共干了38年，连村里的大喇叭都舍不得您。您想啊，您往话筒前一站，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那是何等风光的事啊！父亲说，比起村里同他年纪相当的人，他感到人生很知足，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30年，他亲眼目睹了农民们是怎样一步步脱贫致富的，他为乡亲们能过上新农村的好生活而感到自豪。同时，他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诸如土地的被荒废他用，农村干部的管理缺乏制度保证，等等，也心存忧虑。我说，这些问题中央会考虑的，您还是踏实养病吧。
　　2009年12月14日，父亲带着他对乡土和亲人的热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知道，在他的心中，其实也早就完成了一部属于他自己的《农民帝国》。父亲热爱中国戏曲，热爱文学，他有良好的文笔，根据经历他完全可以为自己、为乡亲们写一部乡土文学作品。可父亲终究没有写，他是在有意把这个重任留给他的儿子吗？我不得而知。父亲走后，我陆续写了一组乡土题材的散文和小说，特别是发表在《岁月》、《黄河文学》杂志上的小说《大先生》、《传达室》等，还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很多读者看后，都说乡土气息浓郁。我想，父亲要是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高兴的。
　　2010年夏季，我和蒋子龙等作家应邀到广州番禺采风。在大巴车上，我与蒋子龙老师邻座。因为是多年的忘年交，我们在一阵闲谈之后，很自然谈到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对于《农民帝国》最终没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蒋子龙老师当然是充满遗憾的。我说，这不是您的遗憾，而是中国乡土文学中国农民的遗憾。在汽车的颠簸中，我给蒋老师讲了我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是由一部《农民帝国》陪伴他的。我代表我父亲真心地感谢他。如果没有这本书，父亲的生命说不定会提前结束的。听我讲完父亲是如何喜爱《农民帝国》这部小说的情形后，蒋子龙老师眼含热泪地对我说，你讲的故事很感动我，我可以自豪地说，这部书即使没获奖，但为了你父亲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也值了。
　　蒋老师的话让我心潮起伏，我的嗓子感到咸咸的。是的，蒋子龙老师的写作值了。我真的好感谢他，他帮助我为父亲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尽管父亲去世的年龄算不得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