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乡土文明历史悠久，乡村意识根深蒂固。作为社会和时代的一面镜子，中国新文学对这种乡土文明和乡村意识有着深刻的书写，从鲁迅到沈从文，再到赵树理，及至柳青、梁斌，中国的乡土文学或揭示蒙昧，或返归自然，或改良人生，或触及历史，无论侧重点如何，大都表现一种近乎原始的、封闭的乡村镜像，俨然一幅幅前乡土时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但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传统的乡土意识和乡村文化心理结构亦有了较大改变，乡土作为一个静态的农业文明已经走向瓦解，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后乡土时期。后乡土时期的乡村呈现出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关注理应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这种书写仍远远不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斌先的小说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用文学展现乡村变革

　　陈斌先的小说大都是乡村题材小说，他的小说大都有着共同的乡村文化背景和氛围，通过这些小说，他几乎是全景式地向我们展示了30年来中国的乡村发展史，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文化的特质。从题材来看，他的小说集中突显了乡村变革进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展示了社会变革给乡村所带来的阵痛，以及变革时代人们内在心灵的委婉曲折与波澜激荡。如《吹不响的哨子》写了土地流转问题，《铁木社》写了下岗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天街咋就恁么长》写了城乡底层人民生存问题，《天福》写了乡村道德问题，《响郢》写了乡村族群问题，《乡村大客户》写了乡村干部担当问题，《秀秀这个娃呀》写了乡下人进城与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互为参照，构成了后乡土时期的乡村镜像。事实上，在陈斌先的小说世界里，小城镇与乡村的界限已经被消弭，在后乡土时期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现代乡村”。即使像《铁木社》这样表现小城镇底层职工生活的小说，以及《谁把谁的眼泪擦干》这样表现当下快餐文化中年轻人的爱情态度问题的小说，在文化氛围上也都体现出明显的乡土文化的晕染，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乡村题材小说的补充和延展。

　　陈斌先乡村题材小说指向涉及土地所有制和劳动分配方式，也涉及农民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的价值观、荣辱观甚至基本的生活道德。陈斌先对这些问题的关注，首先源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作家的写作既是自我内心世界的敞开，又是社会问题意识的表达，而有没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写作的质量。当然，这种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必然包含了作家对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思考，对身处于这一时代和社会中的人的审视，以及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受。

　　陈斌先的乡村题材小说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却没有写成社会调查报告，也没有写成政治历史实录，而是有着足够的文学趣味，这一点难能可贵。相比物质层面的变革，精神层面的变化要缓慢一些、复杂一些，因此，陈斌先将重大的乡村变革设置为小说的背景，着重书写了在乡村变革中人们的精神状态，写出了在城与乡、新与旧、保守与变革、落后与进步这些命题面前乡民们精神上的矛盾、困惑、痛苦与挣扎。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处理，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故事、看到了人物、看到了美感，而不再是社会变革的机械呈现。可以看出，陈斌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每篇小说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叙事上又各有千秋。比如《铁木社》在叙事处理上就相当精妙。作家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架构，而是如鲁迅提倡的那样“开口要小，挖掘要深”，以一个小县城轻纺协会下属铁木社职工低保和养老保险问题如何解决为切入点，从中窥见社会变革时代的历史、现实问题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小说围绕何建与铁木社老职工的矛盾纠葛展开，细致而丰富地呈现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天街咋就恁么长》写出了天街在时代变革浪潮中的由盛而衰，以及在时代更迭中底层人们的生存遭际与命运沉浮，故事在平静的叙述中展开，意味隽永，引人深思。《秀秀这个娃呀》中，秀秀进城务工后的生活道路侧面展现了农民阶层的分化，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令人唏嘘。

　　理想主义的小人物

　　陈斌先的乡村题材小说不乏精彩的故事，更有真实的人物，这些人物丰富、立体、饱满。如《吹不响的哨子》中的黄瘪子，作为一个老队长，他一生呵护集体经济，曾经也有过坚定的信念，但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面前，他的旧观念已不合时宜，而他自己又无力逆转，于是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困顿。在激剧的乡村变革中，年轻一代农民往往能够更为容易地转变原有观念，较快地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老一代农民的转变和适应则要缓慢和艰难得多，黄瘪子对集体经济的依恋与怅然若失，对新生事物的抗争与无能为力，他精神上的坚持和固执、纠结与动摇等等，都是非常真实的。《响郢》中的妖怪皮因为董家与廖家的恩恩怨怨而延宕了婚姻和幸福，他几十年的人生在充满期待中度过，这中间有坚持和抗争，也有无奈和失落；有瞬间的喜悦，也有沉重的伤感，所有这些精神世界的“常”与“变”都让我们可感可触。《天狗》中的天狗是乡村富裕后一类农民的典型，《天福》中的帖子和帖子嫂也都形象生动，他们的精神面貌、内在心灵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能够进入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一定是作家心灵感受过、生命体验过的，而感受与体验的方式又与作家的写作身份紧密相关。陈斌先长期在县乡政府机关工作、生活，对笔下的乡村人物异常熟悉；他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有着更为敏感细腻的感受与体验。读他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乡村生活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穿行于故事中，并向我们娓娓道来，真切而自然。也许正是有着这种独特的复合身份，陈斌先对社会现实既保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同时又会做出审美的观照，两者共同映照着作家的思想深处，形成了他特有的文学视域。当下，文学边缘化的处境较为明显，瞬间消费和享乐主义成为时尚，在这种时代浪潮裹挟之下，仍然能够热爱文学并坚持写作，自然需要一种强大的理想主义信念作为支撑，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信仰。面对多元文化与价值冲突，作家内心会有极大的焦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此消彼长，互相撕扯。而对于县乡政府干部和作家两个主要社会身份，陈斌先在内心深处应该更认同后者，县乡政府干部身份是短暂的、阶段性的，而作家身份则是长久的、伴随他一生的。这种身份认同直接影响了他作品的价值取向与人物塑造，尤其是小说的理想主义色彩。

　　陈斌先的乡村题材小说价值指向都是美好的，这些小说尽管大都饱含着隐忧，结局却并不悲观。《吹不响的哨子》中黄瘪子的思想工作终于做通；《天福》中帖子嫂因帖子的临终遗言而转变了拜金心理；《天街咋就恁么长》中天街人在二娥的殡葬中同心向善；《乡村大客户》中王麻子与大丫头的矛盾最终得到解决；《响郢》中妖怪皮与董青最后携手沉醉在无限的感伤与感动中。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矛盾和无奈、痛苦和挣扎，陈斌先通过文学的形式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并试图引导人们超越这些困境，从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

　　陈斌先笔下没有大奸大恶之人，更多的都是小人物，那些农民自不待言，大都是可同情可理解的，而那些乡村干部，不是传统的盖世英雄或现代的卡里斯马，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勉力前行的小领导。陈斌先为中国文学贡献的这一系列后乡土时期的乡村干部形象尤其值得重视，在这些干部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种担当意识，同样也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比如《乡村大客户》把农民比喻为大客户，乡村干部就是为大客户服务的人。“乡村大客户”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潮命名，而是寄予了作家对社会转型时期乡村干部如何担当与奉献的深刻思考。《吹不响的哨子》中的乡党委书记有担当意识，再难的问题最终都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相比之下，《天狗》中的乡村干部没有担当意识，问题则变得越来越棘手。

　　在陈斌先的小说中，乡村干部形象塑造得最成功的是《铁木社》中的何健。与其他乡村干部一样，何健是一个在社会变革中勉力前行的小人物。作为小县城轻纺协会的会长，上任伊始，他便面临着严重的工作困局，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回避问题知难而退，而是积极担当迎难而上。可以说，在这些乡村干部身上，寄予了作家无限的期望，他熟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物，也深知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但在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价值诉求，他的小说更多地采用了这种理想主义的艺术处理。

　　在陈斌先的小说中，乡村干部面临的问题最终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或暂时缓解，《吹不响的哨子》《乡村大客户》《铁木社》《天狗》均是如此。为民请命的担当意识构成了作家的主体观念和作品的精神内核，应该说这种处理方式明显带有一种理想色彩，但却不是一种乌托邦妄想，甚至于这种理想主义背后还存有一些悲情的成分。因为后乡土时期的乡村社会问题较之城市可能更为复杂，虽然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中，那种凝固的乡村文化在汹涌而至的现代浪潮面前已经土崩瓦解，但乡村文化的原始性却并没有荡然无存，多元的文化构成使得“现代乡村”面临着更多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接下来也会有更多更为艰巨的难题在等待着乡村干部们去解决，今后的路他们能否顺利走下来，理想主义这根拐杖恐怕难以支撑。

　　陈斌先的乡村题材小说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风格，但需要警惕的是，乡村题材小说写多了，难免重复自己，极易出现模式化倾向，在叙事模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可能出现雷同，这就需要作家在题材的意蕴层面进一步开掘，在人性探索和文化反思等方面继续深入，在小说的格局上逐渐由轻灵走向深沉，由平实素朴走向大气磅礴，从而呈现出乡土文学更多的艺术质素，开拓出一片更为开阔的文学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