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以来，几乎每一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都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人们以新的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发掘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与西方思潮的对应物。在哲学解释学及其相关的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登陆中国之后，中国学人以解释学的基本原理重新梳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做好这一工作需要相当的理解力和思辨力，邓新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是他历时十余年的思想结晶。作者在浩瀚的文论史料中，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接受诗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虽以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为框架，但时时突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文化特点，并对中国传统像喻批评方式的历史缘由、认知方式、哲学根基、语言学渊源、所牵涉到的文人心理及其价值做了充分的论述。在历史的梳理之后，作者以玩味、品评、释义等总结中国古代解释诗学的基本范畴，比较中西接受诗学的理论观点、文化成因、思想局限、各自利弊等，实现了对中西接受诗学的多维面的历史主义的理论提升。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最重要特点，邓新华教授认为，“它从直观感悟角度对作品整体风神韵味的玩赏和把捉，在内容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精微性上，都远胜于西方接受美学的那种细密繁琐的纯理性解说。”中国古代诗学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抽象语言，从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理论思维就是寻找非形象的本体，哲学家把美本体与美的事物区分开，而中国哲学思维没有把具体事物从理中抽象出来，而是要立象以尽意。此外，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化形态的缘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品鉴理论来自对文学作品的涵韵体悟，而西方的接受美学来自传统的圣经解释和法律解释，20世纪的哲学解释学又是基于存在论的哲学视域，相比而言，中国的解释诗学更具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资格。象喻诗学本身就是一种创作，是以诗性语言对诗歌的言说，它给予接受者巨大的阐释空间。但学者往往追问，本身是一种诗意的言说是否能够精确地把握诗意的对象？中国诗歌批评如何体现理性思维的超越性、深刻性和抽象性？如何能够普遍性地传达而非局限于个人的体味？如何应用于现代文学批评实践？这些问题似乎是古论文论现代化必须面对的，但这些问题仍然是以西方文论的精神旨趣来要求和它原本就不同套路的中国古代文论。因为西方后现代文化已经打破了所谓绝对真理的神话，文论的精确性、深刻性也早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多元主义的众声喧哗。就像中国“天人合一”的古代文化可以为西方现代文化提供借鉴一样，中国古代文论像喻思维方式，作为西方文论的他者可以为我们的现代文论发展提供另一种思路。以中国传统的意象批评去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并非不可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放下抽象理论的手术刀而以意境、韵味、风骨等中国古代文艺批评范畴去品评它们呢？何不让批评家走出理性阈限，以欣赏体验文学作品为先，再结合自己的文学素养和人生历练，以艺术再创造的形式对原著进行品评，这种饱满的生命交融不是比单纯理论视域的融合更有意义、更激荡人心吗？而且，这样的文学评论，对于阅读者而言就不再是抽象、枯涩的，更容易为读者理解和喜欢而有利于传播。西方的抽象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说是精英主义的，没有理论积淀的大众是无法体会到所谓攀登理论高峰的畅快的。而中国古代文论如禅宗美学比西方古代文论更加平民化，更易于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不是正是文学批评的初衷吗？或许，中国古代文论的这种像喻批评正可以为现代文论的发展提供一种契机，至少是能够为批评家们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和选择，邓新华教授的著作无疑为此作了一次铺垫性的有意义的探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