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生逆旅》的作者更加突出强化的是他的民间知识分子立场，字里行间也彰显出他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更加自觉的文化认同。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富里迪指出“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所以，知识分子是“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梁恩明长期不懈地坚持文学写作，只是为了表达和描述自己对社会和人生、历史与现实、战争与民族、本土与全球的种种个人化的认知和思想，是一种超越了名利意图的思想表达。而他的思想表达也正是为了维护一种人文主义价值和社会正义理想。换句话说，他是以知识分子立场来从事写作的。因其如此，他的写作才体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风格和个性张显的批判精神，并使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糅为一体的话语方式，成为《人生逆旅》的另一个叙事特质。无论是小说和散文，作者都有深切到位的人文关怀和正义关切。这样的人文关怀和正义关切，除了体现为对底层平民的普遍同情、对民族利益和全球正义的个体关切之外，更浓重地表现在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相互对话的逻辑关系之中。社会批判是现实主义的叙事原则，《人生逆旅》中的社会批判除了表现出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审视之外，总体上更集中地体现在作者自觉地自我批判之中。正是经由自我批判的言说路径，作者的思想和识见都抵达了社会批判的历史深度。《兄妹之间》《贝加尔湖》《德国日记》和《肖二娃》均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深入辨析《人生逆旅》的批判意识，可以发现一个意味丰富的叙事现象：作者的自我批判一方面提升了叙事的精神境界，拓宽了文本的思想内涵，深化了作品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批判，也在无形之中与作者的中产身份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作者拥有的多重身份在叙事中也在不经意之处呈现出对话与冲突的审美张力。作者内心深处那种顽强的知识分子情怀和批判精神，则又以更强大的理性力量，意图超越功利主义和中产偏见，表达对社会现实更深广的正义关切。所以他对自我内心的“中产意识”、对某些为富者的虚假人格，始终持有一种深刻的反思和难能可贵的自我批判。在《俄罗斯见闻》中，作者描述了在莫斯科郊外偶遇妓女的细节。当妓女们发现他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便哂笑而去时，作者一触即发的爱国情绪中虽然也挟杂着一些中产心态，但瞬间过后，作者又冷静下来，自省意识也回归到理性的轨道：“我刚寻来一方净土，又让不净给抹去。这世上哪里还会有净土？像我这样花天酒地的人，还配去寻净土？”这个精彩的细节描述，着墨不多，貌似简单，却有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它将中产偏见和历史记忆、自我反省和社会批判有机地融为一体，细心读来，耐人寻味。

　　更加耐读的文本还有不少。其中《兄妹之间》也是一篇内涵丰厚韵味苍凉、自我反思与社会批判融会贯通的优秀之作。兄妹之间同出一脉，理当情如手足。但现实的残酷在于，贫穷和疾病却常将亲情连根拔掉。面对贫困境遇，为改变人生命运，兄妹之间的抉择大相径庭。为兄的选择摈弃了对亲情的维护和对孝悌的遵从，为妹一方则以牺牲自己辍学回家独担重任。而更为严酷的现实是，20年后，为兄的作者成了社会的成功人士。而在棚户区的妹妹则在下岗后只得卖鸟谋生。兄妹之间贫富悬殊，已然就有阶层之隔，社会不公演变成兄妹失衡，所谓情同手足已变得遥不可及。面对此种悲凉而悬殊的人生际遇，作者以其复杂纠结、爱恨交加的无奈心态和犀利眼光，一方面质疑金钱至上的功利社会，批判唯利是图、嫌贫趋富的世态人心；另一方面，作者也从中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的成功道路与现实的浊流关系。作者不仅批判自我身上的伪君子气，那种混世的圆通和奸诈，而且亦发现它与社会思潮、时代意识之间的文化关联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从而将自我批判与社会批判融为一体，提升了批判的历史高度，也深化了批判的文化力度。

　　梁恩明在叙事中更加认同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写作也在总体上选择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立场。这种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自觉选择，放在当今文坛是有特殊意义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实践中便流行一种“去知识分子化”的写作思潮。这种思潮在批判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取向时，又矫枉过正，把启蒙理想和人文主义一锅倒掉，以至造成文学审美意识的混乱和精神价值的漫患，文学写作失去了对公共事务和叙事对象的准确判断、缺乏表达精神价值和思想力量的能力，也在不同程度上损耗了文学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当此之际，回头来看梁恩明的写作实践和叙事立场，那种对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和执著守候，就有一种值得尊重的审美品质蕴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