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而去年的后宫戏的集中出现引发的关注，都说明了历史绝不是故纸堆，有其吸引当代人不断去解读和认识的价值。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让我们的历史剧拥有了无比丰厚的资源，但如果把所有的历史都用后宫戏来演绎，就无怪乎观众会大叫“扫皇打妃”了，这对于历史剧本身的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曾庆瑞。他对近期历史剧的发展有自己独到的观察。
　　后宫化：用宫斗解释历史
　　记者：去年后宫戏的集中出现，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曾庆瑞：做后宫戏的制作单位和播后宫戏的电视台也许各有各的种种考虑，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赚钱，说得好听一些就是资本要增值，电视台要有收入来支撑运转。再就是，后宫戏讲帝王之家的众嫔妃争宠恃宠的戏容易“重口味”，也就是重情色，可以迎合电视剧观众中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广告投入商的低水平欣赏口味，多捞收视率多挣钱。像《武则天秘史》充斥着色情、血腥、暴力，就是这样的。当然，也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跟我们在管理政策上不够辩证也有关系，就是说，一个时期里，对于历史题材电视剧，我们堵得多了一些，疏导工作做得不够，后宫戏有点钻空子打擦边球的味道。
　　记者：后宫戏泛滥，让观众都产生了审美疲劳。去年集中播出后宫戏，会不会对历史题材电视剧产生不良的影响？
　　曾庆瑞：肯定有不好的影响。就创作和播出方来讲，甚至于越来越倾向于用宫斗来解释历史，而不是用历史来解释宫斗，历史观严重扭曲，艺术观也严重沉沦。就观众来说，不光是审美疲劳，还会被误导，错误地解读历史，错误地解读艺术。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会导致对于创作和播出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更多更严格的限制，而更加不利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
　　记者：其实有很多青少年是从这些后宫戏切入到历史认知中去，您认为后宫戏的创作如果在今后还要继续拍的话，要注意什么？
　　曾庆瑞：如果今后还要继续拍后宫戏的话，我觉得北京电视台下属的两家制作单位最近的两部戏可以提供许多可供人们借鉴的有益的东西，一部是郑晓龙导演的《后宫甄嬛传》，一部是尤小刚导演的《西施秘史》。两部戏都是用历史来解释后宫斗争，而不是用后宫斗争来解释历史。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不能够随意亵渎的。这两部戏还都注重对于后宫斗争中女人们人人吃人也人人被吃的制度和人性的假恶丑的黑暗与肮脏的揭露和批判，而不是欣赏和把玩，更不是用低俗恶俗的画面去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满足“所谓的当下即刻的感官冲动”。当然，尤小刚还把西施塑造得集真善美于一身，适应了人们“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审美期待。这两部戏还在艺术上特别注意把“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尽可能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即便是虚构，也都立足于“历史上完全可能发生”，绝不胡编乱造。
　　记者：后宫戏主要着墨的是后宫里的皇帝和后妃，您认为我们国家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更有戏的会是哪些人物类型？还有哪些人物类型是有待电视剧主创人员去开发的？
　　曾庆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确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开掘。比如说，贤相、能臣、良将，就一定有戏可做。还有就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我们做过孔子、司马迁、关汉卿等等，还有数不胜数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艺术名人也都可以做戏。有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中古时期的中原百姓几次大举南迁，形成后来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拿它做题材，做出来的戏也一定会好看的。
　　主观化：戏说不断升级
　　记者：在各个国家，历史题材都是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类型。像韩国的《明成皇后》、美英合拍的《罗马》、英国的《亨利八世》，甚至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会进行反复书写，这是一种浪费吗？
　　曾庆瑞：人们一再重新解读历史，是人类社会中历史传承的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这种传承也是为了现实关怀。对历史题材做当代艺术的再演绎，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一种历史性延伸。就像人们认识世界有哲学的、科学的、宗教的和艺术的四种方式一样，人们认识或者说传承历史也可以有这些不同的方式。当我们需要经由审美去艺术地认识历史，审美地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经由艺术去体认和感悟历史的时候，历史就会成为我们的文学艺术演绎的题材。就像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这样的艺术演绎还会一再发生。
　　记者：艺术演绎也有多种，在您看来，我们在展现历史时，还应该警惕哪种倾向？
　　曾庆瑞：香港的《戏说乾隆》带来了“戏说”历史的电视剧。内地从《戏说慈禧》开始，这一类作品开始离开历史的真实，完全屈从于娱乐或者游戏的“乱说”。
　　“戏说”历史的第二代作品是后来孳生出来的“穿越”，完全模糊了历史观。
　　“戏说”历史的第三代作品是所谓的“主观化倾向”，虽然少了娱乐游戏的元素，却在另一个极端上越走越远，全然不顾历史，演变成为创作者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把历史当做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的潮流现在主要还表现在舞台话剧上，但是，我们电视剧界也要高度注意。
　　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剧舞台上，先是2003年底北京人艺与国家话剧院同时推出的两版《赵氏孤儿》，几年后《明》和《霸王歌行》问世，再到“2010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中的《门客》、《说客》，直到去年9月北京人艺年度大戏莫言编剧的《我们的荆轲》的上演，表现出一种使历史服务于当下的主观化倾向已经成为剧作家与导演不约而同的选择。两版《赵氏孤儿》在叙事角度、人物塑造、艺术处理上绝无雷同，却在理解历史的方式上殊途同归。他们两家都以孤儿面对自己命运时的茫然为题中之义，节义与复仇的主题被淡化，历史的偶然性与命运的残酷性被彰显。历史，在这里成为当代人理解现实、表达自我的依托，一个千秋流传的故事视角就此被置换。当下几位最为活跃的导演如林兆华、田沁鑫、王晓鹰、任鸣，以及作家莫言、舞美灯光设计易立明等，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呈现自己眼中而非历史文献中的“历史”，历史剧的主观化表达称得上是一股潮流。于是，导演和剧作家们以个人的眼光评说历史。尤其惊人的是田沁鑫让明朝16位皇帝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各说各话。这不是二十四史中的明朝，它是田沁鑫所理解、想象和表达的明朝。《门客》、《说客》进一步表现出鲜明的去历史化色彩。谢幕不久的《我们的荆轲》，史书中重义轻生的荆轲，居然成为了“重名的荆轲、犹豫的荆轲、多情的荆轲、伤感的荆轲、沮丧的荆轲、骑虎难下的荆轲、被命运选中的不幸的荆轲、寻找意义的荆轲、接受命运的荆轲”了。所谓“史实”，在这里形状甚微，“虚构”则被无比放大。历史隐去，舞台上只是编创者讨论哲学问题、表现美学趣味的戏剧。这种倾向甚至在公开背弃北京人艺的光荣传统。
　　“美化”：美色 美圣 美丑
　　记者：其实，任意改编历史的影视作品并不能取得大多数观众的认可。像电影《赤壁》的一些雷人的台词和情节就让观众觉得难以接受。
　　曾庆瑞：有一种对历史的歪曲是“为了女人不顾一切”。比如，秦始皇让万喜良去修长城是为了夺其所爱——孟姜女；刘邦和项羽厮杀，不为天下是为女人。
　　许多帝王戏肆意美化封建帝王，几乎形成一个套路：这些帝王，少年时肯定聪慧过人、饱读诗书，年轻时就有鸿鹄之志，中年时更具雄才伟略，一辈子高瞻远瞩、忧国忧民。在电视剧歌词中也把这些帝王赞得天上有，地上无。像《汉武大帝》称颂汉武帝刘彻是“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这样的例子还有“还想再活五百年”的《康熙大帝》。这样全然不顾历史真实，宣扬错误的历史观，“美圣”、“颂圣”，灌输君王皇权思想，误导观众，在我们全力创建民主法制的今天是不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还有的在为历史人物做翻案文章的时候，用历史人物人性化的借口，对有些人比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做翻案文章就让人不能接受和认同了。
　　要是把人们称之为“古装戏”和大家心目中的文学名著改编戏都算作是历史题材剧的话，近两年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势头也不能忽视，就是剧中肆意加入“情色元素”、“情色戏”，使得这类作品堕落得更加恶俗和卑劣。
　　由此，我想说的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演绎历史。人们无论怎样重新解读历史，都不能改变历史已经留存下来的真面貌；人们无论怎样重新解读历史，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已经做出来的结论；人们无论怎样重新解读历史，都不能改变已经由历史凝定的民族情感。一句话，不能让价值发生倾斜以至于崩坏。
　　记者：人们对历史剧很关注，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历史剧泛滥。那么现在我们制作的历史剧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曾庆瑞：这种说法会误导一些人，严重了会导致因噎废食的不良后果。想想一个莎士比亚的37部剧作里就有他热情地创作的12部历史题材剧。再想想苏联、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埃及、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的历史题材的电影，还有各国的一大批历史题材电视剧，我们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和播出热情，就不应该稍逊风骚于别人。再想想我们的前人在传统戏曲、现代话剧、电影和电视剧以至于长篇小说上已经取得的历史题材作品的丰硕成果，我们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和播出热情，也还不应该稍逊风骚于我们的前人。
　　我想我们不应该“抛弃历史文化传统”，不能“割断民族文化血脉”，绝不让我们的文化发展“像无根浮萍、断线风筝”，“迷失方向和目标”，而重新重视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和播出，使历史题材电视剧和现实题材电视剧一起促进中国电视剧的大发展大繁荣。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以为：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繁荣，要靠主管部门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要靠电视台提供必要的播出频道和时间；要靠电视剧评论正确引导、媒体正确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