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某个夜晚，我和一位写小说的朋友走在北京的街头。迎面走来一群说个不停的西方人，这位朋友告诉我，他认为这些西方人过于吵闹，他们太爱表达，不懂得沉默的含义、沉默的美。的确，在社交生活中，美国人把“害羞”、“内向”看成一种缺陷，甚至当成有待治疗的心理疾病。掩藏起来的美学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大概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小说会走向另一端：极简。极简有它的启示意义，但我并非极简的崇拜者，这就像一个人喜欢匀称的身段却未必追求骨感。

　　无论是福楼拜的《三故事》、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还是契诃夫那些不朽的短篇佳作，其特点之一是纤秾合度，把最应表达的表达出来，把应掩饰的置于昏暗的沉默中，因此，它们才具有异常耐读的品质。在这些作品里，细心的读者会从词句里的蛛丝马迹、巧妙的隐喻和映照中发现未写出来的内容，它们就像绘画里的阴影和留白，与光亮的部分一起决定着作品的质感、深度和氛围。当我们沉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做另一种表达。

　　我很喜欢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所说的：“如果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幅复杂精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短篇小说就是一幅印象派绘画。它应当是真实的迸发。它的力量在于，它略去的东西，要不是很多的话，正好和它放进去的等量。”如果语言表达追求的是“意尽”，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并不服从这个原则。在说与不说之间、表达与掩饰之间、描述与暗示和隐喻之间，存在着那么一个点，短篇小说的作者除了化炼词句，绝大多数努力似乎就是寻找这个点，尽我们所能去接近它，使小说呈现恰好的明暗度、匀称而又有血肉感的美。否则，小说就会面临粗鄙露骨或干瘪乏味的危险。

　　契诃夫曾说：“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声来。”大概他早已发现，“忍住不说”对写作者来说其实无比困难。无论在他人的小说里，还是在自己的小说里，我多少次发现作者说得过多？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多少次要和“说出来”、“说清楚”做一番严酷的斗争？大多数时候，我失败了，我把应该删去的句子重新加到小说里去，惟恐人们体会不到我的用意，结果，理应沉默的地带变得喧嚣，小说的美感被破坏了，矜持的艺术法则遭到破坏……我觉得我是在“删除”、“恢复”、“再删除”、“再恢复”中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儿忍耐的技能，尽管时至今日，我有时仍会把一些理应删除的废话当珍宝。

　　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人在平静生活表面之下内心的风暴和曲折更吸引我的注意，它们对我来说更富于诗意，也更易唤醒我的联想力。有时，别人告诉我一件小事或者一个小细节，我会听得着迷，如果他们告诉我一件波澜起伏、高潮迭起的故事，我反倒不知所措。我想我只能当一个印象派的小说家，宏幅巨制对我来说是不适宜的。我宁愿让精练的词语、细节和氛围说话，以便使人物突出，而非使情节突出。我的短篇小说常常缺乏情节，它更像是个随意截取的、现实生活与心灵生活交织的片段，对我来说，这个片段式的情节是一种真实，或者说，它是表达人的真实的一个手段。

　　我喜爱的人物往往不怎么外向、健谈，在一个懂得适时沉默的人身上，我能发现更多的美和故事性。在今天的社会，露骨的展示、大声的叫嚷已成为吸引注意的普遍捷径，而我仍固执地要求我的人物为了美感而保持基本的矜持，这实在是个不顺应潮流的嗜好。可每当要求小说家为大众口味的改变而“改善”自身的呼声响起，我反而更顽固地想要守住自己的阵地。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能影响读者的思维与感受，那么至少，别让读者轻易地改变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