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着自己的路程，现在我们的散文也到了以“新质”冲破“旧文”的关头了，从而建设新一代的质文平衡。

一

传统的散文发展到今天，确乎愈益暴露出它与当代人精神脱节的疲惫，被文体定势的重负压得直不起腰，而其中最致命的，乃是思想的贫瘠，哲理的贫乏——无力洞察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饥渴。这大约与我们民族不是长于哲学思维有关。是的，倘若一个时代的最高思想成果和理性智慧不能在散文中得到体现，倘若散文不能对时代和民族的灵魂状态加以思考；倘若散文找不到富于时代感的思与诗的言说方式，那是没有创新可言的。为此，我也曾提出过新散文必须解决的问题，即渗透现代人生意义的哲理思考；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融汇——走向象征与超越；继承传统并转化传统，创造新的语汇、节奏、表述方式。散文的审美品格与思想品格同样重要，不讲究审美价值，可能混同于哲学、逻辑学、文化学，那是散文的另一歧途。散文必须首先是形象、意境直至有意味的形式。

我感兴趣的散文，首先必须是活文、有生命之文，而非死文、呆文、繁缛之文、绮靡之文、矫饰之文。自从赫拉克利特说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素朴真理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在流转的大化中的感觉就重视起来，懂得运动感是一切有生命的活物的重要特征。我对散文也有依此而自设的标准，那就是看它是否来自运动着的现实，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那思维的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流，是否实践主体的毛茸茸的鲜活感受。有些作家名重一时，甚至被尊为散文泰斗，其写作方式似乎是，写喝茶就搜罗关于茶的一切传说轶闻，写喝酒就陈述酒的历史和趣闻，然后加上一些自己的感受，知识可谓渊博，用语可谓典雅——不知为什么，对这种考究的文章我始终提不起兴趣，甚而推想它可在书斋中批量生产。对另一类矫饰、甜腻、充满夸张的热情的“抒情散文”我也兴趣不大，它们的特征是，语言工巧、纤秾、绮丽，但文藻背后的“情”，则往往苍白无力，似曾相识，是已有审美经验和图式的同义反复。它们没有属于自己独有的直觉和体悟，因而也无创造性可言。我真正喜爱的，是泼辣、鲜活的感受，是刚健清新的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淌，是决不重复的电光一闪。这当然只有丰富饱满的主体才可能生发得出来。

这类散文的最强者，毫无疑问，是鲁迅。无论读《野草》、读《朝花夕拾》、读《纪念刘和珍君》、读《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数不清的星斗般的篇什，到处都会遇到直接导源于生命和实践的感悟，它们是一次性的，只有此人于此时此刻才能产生，因而反倒永远地新颖，历久而不褪色变味。所以，要论我的散文观，那就是：虽然承认那有如后花园蓊郁树林掩映下的一潭静静碧水似的散文也是一种美，甚至是渊博、静默、神秘的美，但我并不欣赏；我推崇并神往的，是那有如林中的响箭、雪地的萌芽、余焰中的刀光、大河里的喧腾浪花式的散文，那是满溢着生命活力和透示着鲜亮血色的美。这并非教人躁急、忙迫，去空洞地呐喊，而是平静下的汹涌，冷峻中的激活，无声处的紧张。

二

现在人们已经惊异地发现，在这经济的喧腾年月和文学的萧索时期里，散文竟然出人意料地交上了好运。在人们的记忆里，散文的命运似乎没有特别地坏过，也没有特别地好过，它实在太久地担当着文坛上的配角。讲起历史来，它的历史比谁都悠长而辉煌，一回到现实，它却总是没有气力与小说抗衡。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事情起了变化，散文的际遇来临了。这倒不是说它要重温正统或正宗的梦，而是说，在这大转型的时代，它有可能获得比平常更为丰硕的成果，完成自身大的转折。散文“中兴”的秘密藏在时代生活的深心。用直白的话说就是：急剧变动的生活赐给了散文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今天人人都可能有大量新的发现，提供出比平时多得多的新鲜体验，从而打破僵硬模式的束缚，创造出开放的、新颖的风格；就散文自身来说，由于它的自由不羁，它可能是目前最便于倾吐当代人复杂心声的一种形式。日日更新的生活是根据，散文的形式特征是条件，两相遇合，造成了散文迅速发展自己的空间。

然而，能否真正产生叩响当代人心弦的好散文，光有形式优势和艺术空间还不行，归根结底还要看作者——精神个体有无足够的感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摆脱传统压力的能力和辟创新境的能力。一句话，关键还在“说话人”身上。对散文创作来说，最要命的是，一拿起笔，传统散文的老面孔就浮现出来，熟络的老词句就不请自来，雨中登山呀，海上日出呀，流连苍松云海呀，怜惜小猫小狗呀……经典散文已经形成的固定视角，有其顽固性，生活被它们分解成条条块块，以致我们身在生活中，却麻木不仁，只知循着它们提供的角度去收捡素材，剪辑生活，与它们符合的东西，我们能感应，对埋在水面之下八分之七的东西，我们无动于衷。这是多么荒谬的迷误啊。于是，生活的完整性、丰富性、原生性、流动性全都不见了。我们好像拿着一张网，鲜活的水和鲜活的鱼全漏掉了，最后还是只剩下了手中的这张网。

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是胡适先生的名言。也许，为了把大量被漏掉的鲜活还原回来，这种极端的提示，或笨办法，很能解决问题。难道不是吗？难道强颜欢笑、故作豪语、温柔敦厚、曲终奏雅之类，没有给我们的散文涂够浓厚的新古典主义颜色吗？一个个像是穿着笔挺的中山服正襟危坐，好像从来不放屁也从不上厕所似的，连跌跤也要讲究姿势的优雅。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什么可以入散文，什么不可以入散文，好像都有隐形规定似的。这怎能不使散文露出死气沉沉、病病恹恹的委靡相呢？不来点自然主义的恣肆，不光着泥腿子踏进散文的殿堂，是不可能唤起散文的活力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不顾原先说话的姿态、腔调、规范，只遵从心灵的呼喊，这就有可能说出新话、真话、惊世骇俗的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实话，以及人人皆领受到了，却只有很少的人可以揭穿其底蕴的深刻的话。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着自己的路程，现在我们的散文也到了以“新质”冲破“旧文”的关头了，从而建设新一代的质文平衡。

三

看贾平凹的《说话》，至少要让你一愣：连“说话”这样习焉不察的事也可写成一篇散文，而且全然不顾散文的体式，不顾开端呀，照应呀，结尾的升华呀，有无意义呀，真是太大胆也太放纵了，真是只讲过程，不问意义，到处有生活，捡到篮里都是菜。据说，《说话》是平凹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期间接受约稿，在一张信纸上随手一气写下来的。为什么想到说话问题了？大约一到北京，八面应酬，拙于言辞的贾氏发现说话成了大问题，才有感而发的吧。这篇东西是天籁之音，人籁之声，极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绝了硬做的痕迹，里面的幽默、机智、无奈，都是生活与心灵自身就有的，无须外加，浑然天成，可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最佳实践。

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非漫无边际的胡侃。大街流氓的爆粗口和小巷泼妇的海骂，倒也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那能成为好散文吗？冬烘先生的喃喃，满嘴套话的豪言，那能成为好散文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精义，全在于自由、本真、诚挚、无畏。我一向认为，精于权术，城府深藏，把自己包得严严的，面部肌肉擅长阿谀，却丧失了大笑的功能，“成熟”得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散文的。他经商，会财源滚滚；他从政，会扶摇直上；他整人，会口蜜腹剑；他恋爱，会巧舌如簧；他治学，会偷梁换柱；他偶尔也会“幽默”一下，结果弄得大家鸦雀无声。他在很多领域都会成功，唯独写不出一篇好散文。这是不是天道不公，或反过来说天道毕竟公正？

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排斥开掘、提炼、升华的重要。我们常说散文要有真情实感，原本不错的，但关键要看是什么水准的真情实感，从怎样的主体生发出来的怎样的真情实感。牛汉的《父亲、树林和鸟》，不是饱经忧患且充满悲剧感者，断然写不出来。感情浓到化不开，重到承受不起时，才产生了这样简洁、饱满、幽咽、滞涩的声音。父亲说了：“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为什么呢？因为“黎明时的鸟，翅膀湿重，飞起来沉重”。作者庆幸于“父亲不是猎人”，可是猎人却大有人在啊。作者对生命的美丽和因其美丽而带来的脆弱，满怀忧伤。那意思是说，纯真的生命是快活的，纯真的生命是不设防的，惟其纯真，惟其快活，就特别容易遭到践踏、伤害和暗算。作者其实是在为天真、善良、单纯的美唱一支忧心的歌啊。多么质朴的画面，多么深沉的感怀！作者还写过一篇《早熟的枣子》，也是寄托遥深，他说，在满树青枣中，只有一颗红得刺眼，红得伤心，那是因为“被虫咬了心”，一夜之间由青变红，仓促完成了自己的一生。作者说，他憎恨这悲哀的早熟，而宁可羡慕绿色的青涩，其中的寓意不也是令人痛思不已的么。

四

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直呈。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我也写散文，也想向我心仪的目标努力，却收效甚微。我写散文，完全是缘情而起，随兴所至，兴来弄笔，兴未尽而笔已歇，没有什么宏远目标，也没有什么刻意追求，于是零零落落，不成阵势。我写散文，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很强，如与友人雪夜盘膝对谈，如给情人写的信札，如郁闷日久、忽然冲喉而出的歌声，因而顾不上推敲，有时还把自己性格的弱点一并暴露了。蒙田的一段话，竟好像是为我而说的：“如果我希求世界的赞赏，我就会用心修饰自己，仔细打扮了才和世界相见。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纯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远离了我的朋友，他们重新打开这些散文，将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性格和一张顽皮的笑脸。

其实，我写的并不单是我，我写的是一种生存相，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也许无望的追求。我早就发现，这年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商海豪杰还是文化英雄，而我，不知为什么，自我感觉始终好不起来，心绪总是沉甸甸的，我怀疑我是否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逸民。我背负着传统的包袱，却生活在一个高度缩略化、功利化、商品化、物质化的都市，我渴望找回本真的状态，清新的感觉，蛮勇的体魄，文明的情怀而不可得，有时我想，当失去最后的精神立足点以后，我是否该逃到我的大西北故乡去流浪，这么想着的时候，便也常常感受着一种莫名的悲哀。

当我奔波在还乡的土路上，当我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熬过一个个深宵，当我跳入刺骨的冰水，当我踏进域外的教堂，当我伫立在皋兰山之巅仰观满天星斗，当我的耳畔回荡着悲凉慷慨的秦腔，我便是在用我的生命与冷漠而喧嚣的存在肉搏，多么希望体验人性复归的满溢境界。可惜，这只是一种痴念。优美的瞬间转眼消失，剩下的是我和一个广大的物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