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女孩》和《双重生活》是一对姊妹花，是我南下3年生活的刻骨记忆。我写我，也写女工；写我的生活场，也写我所观察到的周围的生活场。这一切，因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也变得有了深意。人到中年，南下讨生，其跌宕、其心酸、其艰难，都被放大了很多倍。这种刺目的感受融会到文字，便带血带泪。我所写的南方生活，不是单纯的南方，而是因为北方那个浩大的背景；我之所以要“这样”写南方，是因为我曾在北方有过“那样”的经历。
　　有一天傍晚，在东莞莞城，我推着自行车等绿灯，旁边是两个老年妇女，面色黧黑，赤脚穿凉鞋。一个用粉色布袋兜着个婴孩，另一个，从塑料袋里捏出蛋糕，往孩子嘴里塞。孩子吃着，又四处看风景，妇人便发出一串呢喃——那从乳房干瘪，头发灰白，手背青筋暴露的躯体内发出的呢喃——热烈急促，饱含深情，不可自控。我听不懂她说的词义，但我懂她在示爱；那爱波涛汹涌，不求回报。我想起在新疆喀什葡萄架下的土屋，孩子们围着卡龙琴、艾捷克、手鼓，跳起刀郎舞的场景。那些黑眼睛红嘴唇的孩子，叽咕着、嬉笑着、旋转着，我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可我的周身都被欢乐包裹，和他们一起旋转。由此，我洞悉出一个秘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是以公里计算，而是以毫米计算。
　　何以乌鲁木齐和东莞都成为敏感词？何以当你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时，便武断地认为自己更聪明？何以你总是恩主，别人总是乞丐？何以你的边界，只是你的街区、你的办公室、你的地图、你的母语世界？在你之外的更大族群，需要你潜心静听。当我听到那老妇呢喃，看到孩子们跳刀郎舞便知——真的没有什么更大的障碍。只需要我们更耐心、更安静、更平和。我们太容易被一种生活、一种观念所催眠。我们认为一种生活最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呼吸过另一种空气。只有突破边界，突破那个固定的一元性，才能让视角多元化，才能对自己进行拯救。
　　离开新疆后，我突然明白，也许无根便是迁徙获得的惟一自由。置身异域，周遭惊诧，那种蚀心刻骨的孤独，如无亲历，很难理解。我像走在一条甬道，一点点向前，四周暗黑，只胸腔里的这口气还提着，呼哧呼哧。我终于可以藏身陌生，变得无比轻松，说我喜欢说的话，做我喜欢做的事。当我背叛了出生地时，并未背叛精神上的故乡；而我要在这背叛的罪名中，赤足滴血地踏出条生存路。
　　每日凌晨，我闻鸡起舞，坐在小小的书桌前，开始工作。这是一种听从于自我的自由写作。我不仅把写作当作事业，更是职业。尽管写作带来的现实利益少得可怜，但这种坚持，依旧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靠直觉写作；我一直信任我的直觉。我在自己的直觉中寻找主题，落笔时，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随着写作深入，它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按自己的理解力去写，不敷衍、不搪塞、不虚饰，在每一个字词上呕心沥血，让它们精微别致，混合着我的体温。
　　我的全部写作，都是为了打通自己内部的世界地图。虽然新疆面积广大，但我在那里的生活是隔绝的，这种生活所带来的思维习惯影响了我很长时间。若我没有突破那个边界，我将永远无法以另一种角度回望。关于血缘、族群、贫穷、卑微……这些我要梳理的题材，源自我的孩提时代——那个葡萄架下女孩的困惑。随着南迁，叙述技巧和感受力都获得了进步，我将它们统一在我的作品中，一点点获得呈现。
　　我苦苦思考写作的秘密。有一天，走过东江，生出幻觉：所有的河水陡然干枯，河床呈沙漠状时，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起来。写作呈现出它的独特魔力——我记忆中的素材，在我当下的生存语境里，找到了各自的对应物：盒饭/抓饭，大海/沙漠，陌生人/客人，超市/巴扎，岭南/中亚。这种对应物的排序越来越长，几乎无法在几篇文章中完成，最终，变成了《工厂女孩》和《双重生活》。虽然它们的缘起都是靠直觉，但却全都出自我的密切观察——我将身体作为刀刃，探入生活的脏器内，获取了一块微小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