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写出一首诗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为何开始，为何停下。然而，每当我发现自己又开始写诗，总是心怀诧异。
　　我的写作从来只遵从我的内心，如果它正好契合了什么，那就是天意。我信奉这些原则：
　　一个作家的意义就在于他提供了某种语言。语言是表达者的精神气象和精神质量。但习惯，是需要警惕的。
　　一个诗人的精神空虚感是绝对必要的。
　　诗人难以获得的是深度，宽度很容易。
　　人类的大视野，当然不是抱着地球仪写作的结果。
　　我希望我的写作，在敢于正视人的自身的局限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折射出这样的诗歌美学： “美的短暂性会提高美的价值。”
　　有时候，诗人的绝望不仅仅来自写作本身，还可能来自一本正在进行的自选集。你写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发现可挑选的好诗越少。某个秋天的下午，呆坐在书房里的你，甚至已经没有勇气继续完成一本叫《娜夜诗选》的自选集。
　　那些从来为自己叫好的诗人，他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过分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比如启蒙、呼吁、批判、担当、揭露、反叛、悲悯等)之间，优秀的诗人更多地出自前一种。
　　我们的诗歌从来没有逃避现实，却没有力量穿透现实。
　　我说过，在人类的灾难面前，我允许自己失语。就我个人而言，那样的时刻，眼泪比写诗更诚实！
　　诗无论参与了什么，都不能因此降低了艺术水准。否则，就是对诗的伤害和利用。
　　我怀疑那些时刻准备用诗歌表态发言的诗人。还有，那些消费苦难的伪命题。
　　爱情诗：情就本质而言，就是无穷对有穷的一种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爱情诗看作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隐喻式书写。
　　一个从未写过爱情诗的诗人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生命是干枯的，至少不够丰盈。
　　董桥先生说：文字是肉做的。
　　写你的命运给你的——这多么重要！
　　知道你写的每一个字在干什么——这是诗的魅力。
　　糟糕的是，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认真阅读了。或者只以一种方式阅读：评奖的方式。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一种尚未诞生的什么什么奖。
　　木匠的根本是桌椅板凳，而非满地蓬松好看的刨花。所以，写作是一件事，获奖是另一件事。
　　毫无疑问，诗人的任务是把诗写好。
　　关于诗歌与公共生活的讨论：让愿意参与公众生活的诗人积极地参与，不参与的也不是罪过。这才是正常的。就像有些人设法进入文学史，有些人觉得毫无意义。诗，一定不会是公共生活的主角。甚至，诗人这个称谓在公共生活面前都是尴尬的。仅仅把公共性理解成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对重大事件发言、表态，就太过简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卡夫卡的日记里只有：“德国对俄宣战，下午游泳。”你绝对不能说写出《审判》的卡夫卡对人类的大事无动于衷。
　　我以为：在公共生活中做一个有精神光芒和道德底线高拔的人，比写一首诗更重要。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在孩子们的课本里选编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诗，比评诗歌奖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