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的最耸人听闻的女权主义宣言是，“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儿不需要自行车一样”，据说它出自上世纪70年代法国的女权运动者之口。这种极端偏执的言论，很可能出于一种绝望而又愤怒的“撒娇”心态，因为她们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事实上，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单纯的理论和文化意义上，还是落实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女权主义都很不受待见。这一方面固然源于女权主义者自身的弊病和弱点，但更深层的原因，毫无疑问是男性主导下的文化心理的顽固与惰性。

　　在这一文化情势和背景下，李美皆的《说吧，女人》(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6月版)一书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书名道出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无疑，这是一位女性作家面向整个男性文明的“无物之阵”而发出的新的宣战，也是一位带有启蒙意味的知识分子朝向所有女性的一种伦理性呼吁，这更是作者在其独特的女性主义理念指引下，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做出的一种生动的话语实践。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各种理论话语的竞逐与博弈中，在男权文化长期的压制与贬斥下，对于女性来说，言说就是权力，就是对主体的占有、守持和证明。

　　此书开篇文章为“《简·爱》的非女权主义解读”。众所周知，《简·爱》被普遍视为女性自尊自强、奋斗成长的励志传奇，更成为女权主义话语建构的源泉和例证。而李美皆在一本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书中却对《简·爱》进行了“非女权主义解读”，通过文本细读，彻底解构了传统阅读形成在简·爱身上的那种僵死的、模式化的主题认知，将一个女性成长的励志传奇还原为一个世俗的、乃至有些庸俗的爱情故事，也颠覆了简·爱作为一个高大完美、独立自强的经典女性形象，剥除了她身上被人为附加上去的人格釉彩，由此反驳和纠正了传统女权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舛误之处，从而为一种客观的、平和的、务实的、辩证的女性主义奠基和张目。李美皆在此不仅重新发现了《简·爱》这一著名的文本，重塑了简·爱这一承载了太多女权主义隐喻和象征的女性形象，也扭转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女权主义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那种罔顾事实、凌空蹈虚的错误倾向。我以为，还原一个真实的简·爱固然意义殊大，但这最后一点却是李美皆此文意旨的落脚点，它以批判的视角和方式给女权主义治病，重申了正视事实、客观公正的批评伦理，反而为女权主义打开了一扇通向真理和未来的窄门。

　　《风情万种，为谁花间暗断肠》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女性。它由电影《金陵十三钗》对妓女的表现说开，参照相关史实、典籍和其他同类电影，结合严歌苓的同名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指出无论是“非典型妓女”，还是“女学生”，都隶属于一种男性(文人)对女性的文化想象。文章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结合小说和电影的细节，犀利指斥了包括宗教在内的所谓“文明人”的悖谬和虚伪，深入骨髓的文化偏见甚至左右了他们对妓女生命价值的潜在判断。以此为契机，李美皆还对历史上的妓女现象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妓女情结，作了考古式的梳理和研究，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深刻的识见。整篇文章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终点固然美妙，路上的风景亦是动人。

　　《法国出了个波伏瓦》回顾了波伏瓦充满传奇的一生，重点凸显了波伏瓦在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上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辨析了其在历史脉络中“不可没有，也不可多有”的地位和价值。《两生花：丁玲与波伏瓦》用“两生花”形容丁玲和波伏瓦这两位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以双线并行而又交织的叙述方式，再现了两人在不同历史境遇中的人生抉择和遭际，具有一种历史的深度。《万转千回，爱过之后》以《小团圆》和《今生今世》为契机，复现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盘根错节、欲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深入剖析了张、胡二人特别是张爱玲的文化人格构成和心理纹路，使我们切近了一个裹挟在情感漩涡中心不能自已的张爱玲。《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通过对与陈染交往过程和细节的记述，为我们摹画出了一个当代女性(不只是女作家)的生活情态和心灵面影，她在喧嚣的时代现实面前的清净自守，和她个性中的敏感自尊、谨慎冷僻一道，作为一种自主的选择，不啻为一帧风格化的、关乎自我存在的女性画像。

　　李美皆的文字风格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她能轻易地将细碎的观察、日常的生活领悟和深刻的睿识结合起来，糅合为一种活力很强的叙事。这种叙事既不同于一般学理化的文学评论，也不同于那种兴之所至、如水漫溢的文化随笔，而是吸纳两者之长、规避两者之短，综合重组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既理性又感性，既智识又抒情，既批郤导窾又饱和松弛，同时保留了逻辑的周密、生活的质感和口语的鲜活，是一种有力量、有体温的话语方式。李美皆非常善于在细微处发现线索和问题，同时保持着一探究竟的热情和耐心，并勇于作出果决的判断，在细节编织和整体布局上有着很好的平衡感和方向感，这使她的叙事充满了让人着迷的奇特魅力。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魅力，加上她客观公正的态度，使作为男性读者的我，可以不带任何戒备和偏见的沉潜其中，并且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