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记》书名的隐喻与文本中诸多的隐喻、象征相呼应，无论是家族生命的倔强和衰颓，懵懂的青春形态和变态，局促的现实尴尬和纠结，都被苏童用诗性起兴开衿，把一个嚣嚣时代的芸芸众生还原得鲜活饱满，均衡严谨。在定名为《黄雀记》之前，苏童准备给这部长篇小说起名为“小拉”。“小拉”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南京流行的一种舞蹈。有人曾这样评论“小拉”：南京的“小拉”是从吉特巴演变过来的，面对面地走不如手拉手地跳，跳得充满激情，最适合表达男女之间的协调和愉悦，比三步华尔兹激烈，比四步有活力，而且能不停地换舞伴。苏童自己认为：叫“小拉”当然很切题，但自己总觉得不太好，更倾向于稍微抽象、明亮一些的名字。而且，情节中也的确有一个看不见的“黄雀”，所以永远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看上去很漂亮的意向后面是一个阴影、一个线索。

　　一

　　苏童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也是写小人物的大家。他最近创作的长篇小说《黄雀记》就是一部以写小人物，讲述小人物故事为重心的优秀作品。当下小说创作现状中，人们越来越担忧作家结构故事的能力在下降，好故事的数量在下降。苏童这部新作的问世，有力地回应了人们对作家艺术能力的怀疑。它告诉我们，在一个优秀小说家那里，好故事是写不完的。可以认定，这部作品是今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保润、柳生、白小姐这三个香椿树街的普通青年，由于多年前的一次恶作剧式的强奸案，被捆绑在一起，成为小说故事的主角，开始了他们纠结不幸的人生命运。保润是一个实诚的人，他本来好好地在医院看护患精神病的爷爷，就因为掌握了一门独特的捆绑精神病人的技术，被柳生适时利用去捆绑白小姐，卷入了一起强奸案中。更为不幸的是，他成了柳生的替死鬼——被白小姐指认为罪犯，判处十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的纠结。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的人生将一直和柳生、白小姐捆在一起。最后他得靠再次犯罪，以生命作为代价来解脱这种恶梦般的关系。柳生是一个比较活泛的，有点头脑，会玩点小聪明的人。他成功地把罪责转嫁给保润，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是，他从此以后，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必须压抑着自己。尽管他被动地代替保润去看护爷爷，但他永远也没有摆脱一种恐惧感所造成的生活阴影，这种难受的感觉伴随着他的生活。这个事件的受害者白小姐更是悲惨。当她明知是柳生干的坏事，却指证保润，让无辜者坐牢，从那一天起，就注定她的生活将是悲惨的。她走南闯北，阅历无数，却怀上了一个她跟本不爱的男人的孩子，生下了一个“怒婴”。尽管他们的思想心智都还不成熟，可是当他们被这种命运套住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结局了。

　　这几个小人物肯定是悲剧性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小人物，而是因为他们身上那种人性的萌动。因为这种人性的因素的存在，推动着个体改变现实，抗争命运的诉求，才产生与现实道德的冲突，才造成个体的失败，才会产生人性的悲剧。小人物这些人性的素质，支撑起他们性格的道德框架。有了这样的道德诉求，注定了他们在现实中的伤痛，注定了他们内心也有以肉体的牺牲换取精神强大的人道力量。

　　二

　　小人物的现实人性困境，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当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揭示出现实生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在苏童的长篇小说题材中，如此直面当代现实生活和凄苦人生的情况并不多。而在描写小人物的生活时，他会格外注重人物身上的民俗文化的含量，更注重地域文化展示。不过在《黄雀记》里，作家虽然保留了香椿树街这个文化地域的符号，却把笔触更敏捷地伸向真实人生，让这几个小人物直接面对世俗社会的冷漠与抛弃，让他们像几只黄雀一样，被人追着打着，却没有人去关心爱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人物，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人物了，更多地和我们真实的百姓生活联系在一起，和人民的精神联系在一起。

　　小说揭示出现实人际关系的冷酷与残忍构成的文化生态，加重了小人物们不幸命运的氛围，把一种必然性活生生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本来是一个未成年人青春萌动期的偶然事件，却酿成了一种人生命运的必然，造成了人生的漫长的看不到头的悲剧。小说结尾，作家以几近悲怆的笔调描写了怀着孩子的白小姐被香椿树街的人们围追堵截，泡在河里走投无路，只能选择自杀的情节，让我们自然想起当年全民捕杀麻雀的情景，让我们触目惊心感受到这样的文化生态的“非人”的，对人性的扭曲的本质。在这里，小说表现出一种非“愤怒”的却是深层的批判意识，表现了一个大时代的内在矛盾冲突，从而突出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黄雀记》在骨子里对普通百姓的深切同情表明了作家基本的道德立场。当下文学中，对小人物、平头百姓的描写并不鲜见，但由于立场的不同，思想倾向会有很大的差别。当下谈论较多的是文化市场中流行的《小时代》。同样是写小人物的命运，《小时代》却更倾向于展现被资本打造出来的物质消费时代的光鲜生活。而像《黄雀记》这样的作品，则倾向把残酷的人生撕开给人看，用痛苦来警示人生。也许不那么令人舒服，却可能很真实。这应该是一个大时代必须具有的文学格局和品质。

　　三

　　苏童这样的优秀作家，要处理《黄雀记》的故事，真是得心应手，把玩自如。其实，对任何一个有创新意识的作家，每一次的创作，都是新的经历，新的经验，新的探索。他可以看上去从容淡定，不动声色，不过，如果他不为之付出艰苦的艺术劳动，要得到一个可读的好故事也不可能。一个写故事的高手，就在于他不重复自己，就在于他懂得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价值。读《黄雀记》，一定会注意到，尽管设定香椿树街为故事的起点和终点，可能是现在较多人使用的模式，但故事的血肉细节却无法靠模式去获得，必须靠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熟悉、体验和感悟才能获得。而这种细节，就是小说的新意独创所在，小说的价值所在，小说的品质所在。

　　有评论说，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保润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是当代小说人物画廊中又一可喜的收获。的确，塑造典型性格是每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的理想，也可以说是最高理想。我们还说不好，保润是否已站在文学典型的高峰上了，但肯定能说，这个人物是近年来最具典型品质和本质的人物。就因为作家掌握了他最重要的细节——独有的用绳技术，本来他是用来制服有精神病的爷爷的手段。因为有亲情，就必须人性化，所以他必然要在捆绑上多花心思，多琢磨，既要达到限制病人的效果，又不能伤害病人。结果，他一来一去就成了有创新能力的专家。而他的命运就从这门新技术被社会承认和推广开始转变并发展。苏童用一种苏童式的幽默错落有致地娓娓道来，把细节的张力空间控制得到位又准确，让人物性格丰满挺立了起来。

　　当下不少青年作家放弃了塑造形象能力的学习，不知道怎样写好人物。他们总是写自我，却写不了他人。实践证明，写不了他人，不掌握塑造人物的典型化规律，要在艺术道路上是走不远的。《黄雀记》则以扎实的写实功底告诉我们，好故事就是这样打造的。这就是苏童能不断写出好故事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