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先后读到程乃珊的《蓝屋》、王安忆的《小鲍庄》，从此喜欢上这两位女作家。其中，程乃珊是最容易令人联想到张爱玲的。张爱玲是程乃珊母亲在圣约翰大学时的同学。对于4代人生存于上海的程乃珊来说，张爱玲的生活，作品中的那些人和事，正是她熟悉的昨天和历史。张爱玲在小说中随时随地描绘的清末明初的老洋房和西式洋房，程乃珊熟悉得很，并且，《色戒》中的南京西路，差不多是程乃珊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这些都不是奇迹，奇迹在于，虽然生活的年代有所不同，她们对上海这座城市了解的透彻、那种地缘情结，却是一样的。

　　程乃珊的写作，就是从历史和情结开始的。因为从小生活在上海、香港两地，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阅览和感受，又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变故和磨炼，能够用另外的眼光来审视家族风貌与社会景象，她创作了《蓝屋》《金融家》《丁香别墅》《女儿经》《穷街》等作品。《金融家》讲述了民族金融家祝景臣的人生之路和豪门望族的喜怒哀乐，就是以她祖父的人生经历为蓝本。

　　老电影艺术家秦怡称程乃珊为上海小资情调的开拓者，赞赏有加。“她眷怀洋场氤氲、咀嚼海上风华，不仅对上海滩的名门淑媛、少奶奶、歌女、影后、保姆、女工等风俗画卷了然于胸，更是以一位地道的‘上海Lady’标准要求着自己，衣衫不整不上餐桌、头发不梳不出门。”每次去香港，她都要去浅水湾大酒店喝下午茶，透过酒店的玻璃窗遥望浅水湾沙滩，醇香咖啡滑过喉咙，她的幻觉也和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和自己作品中的情节融合到了一起。如果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那么，写作就是这种态度更为具体、也更理想的呈现。在她后期的纪实性创作中，《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女人》等，均取材于她所熟悉的生活领域。有人说：“她书写的旧上海，还原这个城市贵族的尊严，高雅而温馨。”她通过日常琐事和生活细节的细腻描绘，描摩出上海滩的浮世绘。而这些令人品味不尽的人情风俗和社会心理，乃是由具有文化自觉的生动有趣的文字传达出来的。

　　王安忆的出身背景和程乃珊全然不同。王安忆的母亲，当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出生平民，是从新四军队伍里成长起来。和同时代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茹志鹃对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深感忧虑和悲凉，并在创作过程中竭力对革命的宏大叙事进行回避，通过剪裁和净化处理，力求在虚构的理想化的日常人伦情感话语空间释放内心的焦虑。我坚信，茹志鹃面对文学受制于政治的清醒与思考，对她女儿一样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一种崭新的姿态，那就是在人类对精神心灵世界的构建过程中，永远为自我和人类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而书写。

　　去年9月，英国女作家A.S。拜厄特在上海，就当代女性写作，与王安忆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话。拜厄特说：“我不想写小女人的东西，而是想写对人的思想有解放意义的小说。”王安忆说：“女作家是一个感情充沛的存在，我觉得要比男性作家的感情充沛很多，也更关注细节，女作家的特质非常合乎文学的性质。我自己觉得很幸运，我是一个女作家。”“最初写作的时候都是因为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情需要抒发，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要说，而且都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的。但是当你要成为一个职业作家的时候，显然是不够的，这个时候你的重点会从一开始的宣泄、表达，变成想要创造一个故事，而不仅仅是写自己的经历。”

　　在我看来，王安忆在这里表达了女作家们都非常熟悉的经验，那就是从自我出发，自我实现之后对普遍的人的精神关注的渴求。这个渴求同时也是责任。

　　王安忆也常被人们拿来与张爱玲对比，因为她们具有同样的生活背景、同样的敏感细腻，同样深谙滚滚红尘背后的世道人心。但她们亦是全然不同的。不仅王安忆与张爱玲不同，现在的王安忆和上个世纪的王安忆也不同。她的创作一直很有力量，在推进中有着新的变化。尤其是她的最新作品《众声喧哗》出版，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关注平凡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对个体生命与时代生活的读解，让我们和王安忆一起倾听了喧嚣的众声，目睹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存在。王安忆在向故事妥协，她认为“小说生来不是伟大的，是世俗的”。

　　是的，因为文学的世俗性，有人认为女性写作是一个不断争取的过程。还有人认为，女性写作就是反抗。无论是争取还是反抗，这样的作品我们见得很多，尤其是以身体为源泉的写作，在商品时代格外容易被消费和传播。但这种写作的格局，终究容易促狭。她们以文字为利器，实现了宣泄与批判，却无法达到王安忆的悲悯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