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时因为离家远，不得不在学校吃午饭。有一次家里给我一个鸡蛋当菜，我一路上很小心地将鸡蛋握在手心，生怕它碰碎了。偏偏遇见一个半老的男人，在距离校门口不过十来步远的地方拦住我死活要抢我的鸡蛋。我到现在也不能确认他是真要抢我的鸡蛋还是装腔作势吓唬我，拿我寻开心或者看我的笑话。我死死握住鸡蛋，他的双手使劲攥住我的手掌，鸡蛋咔嚓一声碎裂了，蛋黄蛋清沾满了我的手掌。因为这个鸡蛋，我记住了他的模样，光头，不穿上衣，赤着脚，一身黝黑得发亮。若干年以后，我在回村子的路上经常遇见他的一个儿子，驾着移动的打米机沿着乡村公路挨家挨户上门帮人家打米。他让我想起了小学旁边的那个打米房，那是村子里惟一一个打米房，谁家要打米就挑了稻谷去打米房，一石谷子进去，一石白米加米糠出来。这个打米房是用水车做动力的，后来有了柴油机，水车就被拆除了，打米房的两间破瓦房也坍塌了。有钱的人家自己买了打米机柴油机，再不用肩挑背磨上打米房了。之后有了移动打米机，打米就更方便了。生活在改变和坍塌中存在，日子还是一样的日子，日子又不是之前同样的日子，没有人觉得不自然，一切都顺理成章。我想就打米事件写个小说，就有了短篇《百家米》，将“杨家”几十年的打米史压缩在短短的一天生活中。现代社会的商品化就像爆米花一样膨胀到了乡村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就连传统意义上的“百家米”也被别有用心地盗用了概念。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人性的贪婪和扭曲在不知不觉中占据了极度变形和夸张的空间。于是有了可怜又可恶的“瞎子有义”，有了阴险而又凶狠的“杨五佰”，一起乡村凶杀事件无奈而又必然地发生了。“孙婆婆”再也无法乞讨到干净的“百家米”来替她的孙子安魂了。

　　我对乡村“非正常死亡”有种特别的敏感和关注。我所说的“非正常死亡”是指寿终正寝以外的死亡。近两年我写了一系列乡村“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小说，包括了短篇《百家米》和《夜火场》。《夜火场》中因为一场由疯子“四喜”引发的火灾，致使两个男人的换妻游戏暴露无遗，更使幸存者“李宝根”陷入了危险的道德困境。绝望的“李宝根”走投无路，拉上疯子“四喜”葬身于一场大火之中。“李宝根”的离去又带走了一个无辜的生命，哪怕他是一个疯子。生活是无数个卑微的生命和无数个卑微的事件组成的。生活的坍塌，让这些卑微的生命、卑微的普通人被无数个卑微的事件伤害，被无数个卑微的事件侮辱。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部长篇叫《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城市的每一次扩张，道路的每一次修改，都对我们有着隐形的伤害。一个人拿到了驾照，他的汽车产生的尾气既伤害了我们也伤害了他自己。一个生命的逝去令他的亲人悲痛欲绝。我们始终无法逃脱伤害与被伤害，侮辱与被侮辱。随便一个卑微的事件都足够让我们体无完肤，让我们的灵魂伤痕累累不得安宁。人性是个锐角三角形，只有找到一种安全有效的安放方式才能避免它的锐角伤害到别人。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些小说中的“非正常死亡”的人物，已经被我深深伤害了，被我深深侮辱了。我不应该把他们的逝去写进小说。我为此深深内疚和不安。惟有悲悯，深深的悲悯，或许才是救赎我们的良药。无论小说中的那些“非正常死亡”事件存在与否，“非正常死亡”的生命是否真实，借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中的一句话，“我们原本是能够永远幸福地在一起的！”